舊時文章(3)

從 “沙士疫症” 反省香港民間社會的問題

2007-03-25T09:35:00.000-07:00

<思> No. 86, Sep. 2005

今年春夏，相繼發生了非典型肺炎疫症和反基本法23條的大示威。毫無疑問，政府的管治正面臨嚴峻的挑戰，這是任何人都能注意到的。但不能忽略的是，香港的民間社會亦正在這巨大的危機中，經歷著一場認真的考驗。

疫症危害所有人的健康生活，大自然的凶惡力量，將現代人類社會所賴以維繫的科技、醫學、理性、安全等，都一一推到其能力極限。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亦進入 “非典型” 的狀態，迫令我們重新估量身邊一切曾經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物。我們一向以香港的現代城市生活及科技進步為榮，但在最近這場災變當中，我們才猛然發覺，香港的社會機體其實是如何脆弱；我們這個事事依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的社會，面對危機時是如何不堪一擊，百病叢生；更重要的是，在醫療體系失效的過程中，人們更深刻地發現背後的社會、政治體系是如何充滿弊端。在在文化意識的層面上，過去人們一貫以為經濟繁榮和政治安定，每個人只需為己籌謀，獨善其身，就可以安居樂業。但在 “沙士” 危機當中，我們才發覺團結互助，自下而上地發揮社會合作的精神，竟然是如此重要。當一切事情都變得不確定，大部分來自官方的安撫、預言和承諾都相繼破產，我們就愈益發覺，真正能讓人發揮力量，回應疫症衝擊的並不是政府，而是各類專業和民間組織。

的而且確，在疫症高峰期間，不少民間組織發揮了積極作用，民間組織和政府的合作，亦比起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密切。然而，細看這次疫症期間的民間動員，我們會發覺大部分都是一呼百應式的短期反應，所針對的都是當前和短暫的事務，欠缺持久組織的根基。而當傳媒上充塞著簡化和浮面的 “香港人萬眾一心” 的形象後， “民間” 這一稱謂已幻化成一種虛無飄渺，沒有實質內容的符號。所謂民間參與，更變成政府慣常採用的那種口號造勢式管治手腕的工具，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在疫症後期，政府為掩飾其行政失誤，竟試圖以維持社會凝聚作為借口，堵塞反對聲音。可惜的是，雖然輿論上對這些做法有不少批評，但來自民間組織的監察與批評聲音，卻仍相對薄弱，有部份甚至更毫無批判性地附和政府主調，將視線轉移到嚴苛的全面衛生監控，以及鼓勵以消費狂熱來復甦經濟。

雖然，對於政府處理危機的失誤，傳媒上的批評聲音是不絕的，然而筆者要指出的是，在媒體上的批評，最多只能做到動員力量的作用，卻不會將力量組織起來。而且，傳媒上的批評，往往只朝政府的施政失誤而發，欠缺的是對問題的深入反省和批判。一個成熟的民間社會，最重要的是能使社會發展出能自我調整、自我糾正和自我改造的功能，而不單滿足於短期間的鼓動，和只觸及問題表面的批評。民間社會的整體目標，應是使自身成為一個深入檢討和反省社會問題的空間，並從中發展出有效、靈活及有機的組織力量，能夠和日益僵化的政權體制並行甚至抗衡。但是，這個目標只能透過在不同民間力量之間，發展更為緊密的組織和聯繫，以便進行不斷的對話和連結才能達成。

比起年前發生大地震之後，台灣民間社會所掀起的大規模自力救濟運動， “沙士” 危機後香港民間社會的反應，其實是十分被動的。深遠的原因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大部份的民間組織，都依重與政府建立緊密的附從關係，而在回歸之後，新的附從關係亦沿襲這種殖民管治文化。大量由親建制人仕所創立的假性民間組織，更隨政權轉移而建立，這些團體往往滿足於為政府充當臨時義工，甚至甘為政府管治機器之伸延，難言爭取民間自主性。

“沙士” 危機的迅速消退，政府想從急忙塑造出來的所謂民間凝聚的 “大局” 下為自己解套，缺乏批判性的民間組織，並未能提出一套總結和反省香港社會體制和健康制度為何失效的議程，或提出如何改革醫療及相關社會體制的明確和可行的訴求。歸根結柢的原因是，眾多專業和民間組織之間，過往甚少有超越個別當下議題而進行反省討論的習慣，也較少彼此呼應、互相支援，發展一種反省和自覺意識的空間，提出另類社會政策綱領和構想。

香港的專業和民間組織相互分割，冷漠地安於 “常態” 的日常運作，其實是香港整個日漸僵化的政治體制的鏡像倒影。例如不少組織具規模的專業及志願團體，過去都忙於本身的狹隘視野，專注各自特定領域的事工，對於香港社會體制性的問題，往往不聞不問。而另外一些比較小型及具相當批判性的新興民間團體(或社運、基層團體)，則傾向將批判性力量，投注於微觀的抗爭空間，或提出烏托邦式的社會實驗和想像，但同時卻迴避了去反省稍大的社會政治議題和政策、策略。簡單來說，香港的民間組織有一部分主動地和政府靠近，另一些則主動地遠離主流政治。但其結果同樣是在自覺或不自覺之間，成為一種 “非政治化” 狀態的共謀者。

七一大遊行之後，這種 “非政治化” 的狀態有了初步的糾正，因為疫症所觸發的社會生活及健康危機，迅即在基本法23條的爭議中，拼合爆發成政治危機，人們對當前體制危機的政治面向，有了更深切的體會。然而，這種對政治狀況的不滿，並未能使香港民間社會，在短期內發展出一種面對自身的 “危機感”，或形成更有效和更廣泛的連結。而由於長期各自為政的局面，甚至連民間力量(廣義地包括專業、志願組織和邊緣新興社運團體)之間的對話，也欠缺了共同的語言。

筆者認為，民間社會缺乏這種反省和溝通的共通語言，事實上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香港目前所面對的，絕非簡單的政治危機(或政府管治危機)，而是一個更全面的社會文化危機，也即是如何從殖民地遺下的臣屬附從文化，邁向民主的文化。在多重危機底下，如果欠缺民間社會的理性自衛和溝通反省機制，民眾怨氣就會繼續毒化社會生機，又或者被導向追尋非常狹窄的政治訴求。民間社會的非自覺狀態和非政治化，會使自己在未來的政治波濤洶湧的變動格局下失去主動性，從而掉失了使香港社會孕育出一種成熟的自我反省機制的契機。

無政府主義有什麼可怕﹖

2007-03-22T00:36:00.000-07:00

明報 1-1-2006

12月17日《明報》頭版頭條標題「無政府主義者殺到」，並引述警方消息稱這批來自歐洲的無政府主義分子，可能即將展開過去慣見的刑事破壞、阻塞交通要道，甚至襲擊美式連鎖店的激烈手段抗爭。結果，當日並無消息所指的歐洲無政府主義者抗爭，攔路示威的反是高度組織的韓農隊伍。

筆者關心的不是消息錯誤，而是這種如臨大敵地將無政府主義者等同恐怖主義者的刻板印象，可能有礙我們對一個正在本世紀急速復興的思潮，建立一個國際城市公民應有的認識。

先驅﹕建立無權力的世界

無政府主義是一套歷史悠久的思想，它的現代鼓吹者可以追溯至一個多世紀前的思想家蒲魯東和克魯泡特金等。先一代的無政府主義者相信人性本善，只是權力將善良的人性壓制，所以主張反對權力制度，以讓人的善良本性發展。他們希望用盡各種 (一些主張和平，一些主動暴力) 的方法，廢除國家、政府、官僚制度，建立一個無政府的烏托邦。中國老一輩的革命家，早年不少都領受過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衝擊，只不過他們最後都選擇了暴力革命。

不過，當今的無政府主義者大都不熱衷於建立烏托邦的世界，因為革命不單沒廢除國家，反而把烏托邦想像，轉變為國家剝奪人民權利和創造精神的工具。吸取了當代暴力革命最終墮落的教訓，他們的權力觀也開始複雜化。他們不再以為可以有一個完全沒有權力的世界，反之，他們看見權力可以滲透到社會每一角落，穿透每一種人際關係。不過，權力也非完全負面，因為權力其實也是一種創造和轉化的力量，只不過資本主義制度和國家，把社會編組成各式建制，使國家高於社會，代替社會作決定，規管人們的行動，把社會變成量化的數字，收編和剝奪人人本都應該具備的主動性和轉化潛能。

當代﹕激活個體主動性及轉化

因為關鍵不在於權力，而在於權力的異化，所以現今無政府主義者視重新激活每個人的主動性和轉化可能，作為人們反抗的唯一標準和武器。

無政府主義者雖然將資本主義和國家體制當作他們的主要敵人，但他們不再鼓吹實現反資本主義烏托邦的急進計劃。他們甚至認為，任何對資本主義的反抗，都不應該建立在這種急進龐大的烏托邦計劃之上，或者為這類計劃建立龐複組織，一如革命先鋒黨，或者極端原教旨主義的恐怖組織。過去的革命激進派將他們的鬥爭，建基於一種和現存異化權力體制相對應的鏡象式想像之上，結果只換來複製異化權力的悲劇。當今資本主義製造大量被排擠、被剝奪的受害者，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和抗爭方式如雨後春筍，社會運動五花八門，無政府主義者並不著意要在它們之間，建立一條統一戰線，他們寧可將無政府主義，視為一種介入這些多元反抗運動時的實踐原則，一套慾力的倫理(ethic of desire)，而非像過去奢談廢除國家，消滅權力。

實踐﹕恪守低度組織原則

相比起其他具有老左派色彩的政治派別，當今無政府主義的挑戰性，並不主要在於他們針對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也不在於其激進性或暴力取向，而在於他們堅持任何反抗運動，都要恪守他們主張的低度組織原則。因為任何長久、龐大或秘密運作的組織，都有異化成另一權力架構的可能。當這些政治或社運組織企圖擺出一統天下的勢態，使組織存在放在首位，那組織就會開始遠離啟發思想自主和解放人們自身主動性的本義。

所以，與其說無政府主義者對政府構成很大威脅，倒不如說他們的存在，對不少現存的社運組織、政治運動都構成一種內在的威脅。因為無政府主義相信，抗爭行動並不單是一種工具去達成更高、更重要的目的，反而是一種當下激活人們主動力量的過程，所以無政府主義者並不認同對社會運動進行僵化的組織、規劃甚至管理。他們也批判社運組織者常常以領導者自居，以為自己有優越性去「教育群眾」，或「令大眾覺醒」的傲慢態度。在他們眼中，社運的主體應是各具姿態和潛力的群眾 (或曰普羅眾生) (multitude)，而不是意識低下、被動地等待啟蒙的大眾 (mass)。他們也認為，很多時社運組織小心謹慎、誠惶誠恐地「策劃」社會行動，甚至充當受害大眾和建制之間的中介橋樑，其實都只是扮演著抑壓人們主動力量的消極作用。

無政府主義者推崇自發性，廢除固定的組織者和被組織者之分，他們認為理想的組織，是隨行動的目標達成之後就應隨之解散的組織。他們甚至不贊同社運組織，要以激發更多的人加入成為社運積極分子(activist)作為自己的使命，因為這種做法和資本主義底下，企業組織開拓市場的做法，其實無甚分別，結果都只是低估了每個人的主動活躍潛能，矮化他們成被動的大眾。

無政府主義者堅持在社運組織的日常運作中，貫徹那種近直接民主的社運實踐。他們也視集體行動為群眾以行動解放自身的機會，所以他們積極參與社會行動。但他們反對任何組織者對行動參與者施加的紀律和糾察控制，因為他們深信自主行動，所以他們也反對任何人阻止其他人的行動。

視輿論為炮制大眾被動性工廠

按照無政府主義的邏輯，社運組織以為工作的目的是影響輿論，所以控制運動，以維持媒體上的正面形象，其實這是錯誤的做法，因為媒體上的輿論只是炮制大眾被動性的工廠。然而，這並不代表無政府主義者都是沒有保留的行動派或激進派，因為不少激烈的直接行動都有排他性，隱密性，甚至有把直接行動錯認為反抗運動成功的反效果。

繼震驚世界的西雅圖反世貿示威，及在99年八大國工業國首腦會議(G8)的全球抗議行動之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就對組織這些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的Direct Action Network提出批判，警告這些所謂「成功」的直接行動，可能正虛構著一個令人以為可以輕易反抗資本主義體制運作的社群(pseudo-community)，令人以為制止了一個會議的進行，就等如制止了資本主義﹔以為反資本主義全球化，就只是周期性在各地上演抗議戲劇，以為那些性感而具啟發性(sexy and inspiring)的反抗、衝擊，就等如動搖了整個龐大的資本主義和國家政權體系。

批判直接行動預示世貿缺場

更甚的是，人們會誤以為反資本主義運動的困難，僅在於過去令人沉悶的傳統左翼及社運組織，沒有足夠的想像力，像這些覺醒了的好戰分子一樣，去組織直接行動。他們認為，這種對直接行動的亢奮是危險的，因為雖然社運組織的沉悶及欠缺想像力乃實情，但關鍵並不在於它們欠缺組織直接行動的想像力，而是在於這些組織其實都只是一些依從資本主義方式的組織。

然而，對無政府主義者來說，更大的問題還在於，這種對直接行動的迷戀，正悄悄地複製著一種先鋒黨意識，在消除權力層級的名義下，吊詭地復興了「專職的社運行動家」和「普通人」的分野﹔用團結一致、集體行動的奇觀，代替批判和認識不同的抗爭脈絡，掩蔽當中的異國情調。

總之，無政府主義者的倫理實踐，不在迴避也不在鼓吹那些全球性的抗議行動，而是在於透過這些機會激發和扣連更多符合在地(local)條件的在地抗爭，就像他們所說﹕從他人的抗爭中看到了，並連繫自己本身的抗爭。

無政府主義者早幾年已作出對直接行動風尚的冷靜批判，似乎已預示了他們在今次香港世貿會議的缺場。早知如此，又何需捕風捉影地，在我們這些早已習慣了被動的讀者看客中間，惹來一陣恐慌，或者一陣興奮呢﹖

理論名辭泛濫實踐反省貧乏－－從《民間抗爭》的一些歷程說起

2007-03-14T09:15:00.000-07:00

<基進論壇>

歷史回顧的書寫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不單是因為材料收集和認識的狹窄，更是因為歷史書寫的形式，往往要求作者在事件片斷中添加一些連續性，讓人們可以握得著歷史的意義。有時候，人們是很樂於為歷史事件編上這種連續性的，特別是當他們宣稱「承先啟後，繼往開來」，而參與政治與社會運動者往往要有這種感覺來了解和總結自己的成與敗得失。不過，現實中的歷史卻往往是片斷的跳接，偶然性大於延續性。

香港政治層面的民主運動，的確不斷試圖為自己建立歷史延續性。從主流的觀點看來，這些民主運動發端於七十年代的社會民生抗爭事件，一直到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所帶來的議會改革和選舉運動。這個民主運動由雛形發展到成熟的故事，往往以八十年代末的為爭取八八直選的高山大會作為高潮，因為那一次大型聚會，標誌著「民主派」這個認同旗號正式成立。乘著收回主權所涉及的政改議題和引起的傳媒關注，民主運動的旗號成為香港政治發展的焦點。及後八九六四，把這個民主運動的焦點，放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香港民主派領導，不單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核心，香港的民主運動，更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的樞紐。八年以來，這些大構想並無落實，政治民主運動的力氣，還是花在本地議會改革的議題上。由港同盟到民主黨，由高山大會到美國總統克林頓會見李柱銘，香港的議會民主運動不但成形，而且建立了牢固的地位，民主政客的政治技巧亦日趨成熟，再不是八十年代初的書生論政。

不過，這條以議會民主為軸心的民主運動發展軌跡，並不都是一往無前，不曾碰上異議的。當九二年第一次立法局引入直選，非議會導向的民主運動呼聲已透過《民間抗爭》的出版而首次出場，在吸引著絕大部分的民間組織動員力量的議會選舉之外，另類民主運動的理念已開始流傳散播。作為「民間社會」這理念和非議會導向社會運動的主要討論場域，《民間抗爭》曾起著竄擾的作用，提出選舉政治以外的民主運動課題。由出版到長期暫時停刊以來，《民間抗爭》擔當了提出議題的角色，但本身作為一個集合意見，引起交流對辯的渠道，顯然未能做到。雖然《民間抗爭》的版面原來是為各門社會運動提供一個園地，但結果只有經常進行社區行動的一些居民組織和社工中間，《民間抗爭》才曾經掀起實質討論。在其他社會運動界別，《民間抗爭》並未引來太大的關注。部分社工將民間抗爭的理念操作化為社會行動的指導原則，更使不少人將民間抗爭等同於激烈的社會行動。

雖然如此，在論述(discursive)政治的層面，民間抗爭作為一個符號，卻已在這五六年間走進主流的政治話語。傳媒上「抗爭」一辭已成一習用語，「民間」一辭亦開始有不少人談及。特別是當中方另起爐灶的方案敲定，立法局直通車不能落實之後，回到民間去的提法，無論是說者真心與否，都被逼成為民主政客的一項議題。議會外的抗爭，無論你願意不願意，都將會是七一過渡之後一個不能迴避的事實。如此一來，又好像是《民間抗爭》早已洞燭先機，預告香港民主運動只靠議會改革的單行道是此路不通的。然而，真實的情況卻可能是：像「民間抗爭」、「基層」，甚至如近來亦甚多人應用的「公民抗命」的理念、七十年代的「社會行動」的理念，都僅只是不同形式的流行術語。在這些理念背後的思考並不是人們的關切，新理念的運用其實並沒有帶來新的實踐模式，或對舊有實踐方式的反省。

反省並不是理論家的專利，理論理念的再三澄清，都只是文字層面的事情，重要的還是理念的衝擊有否幫助模塑新的實踐方式？理論名辭是否由反省實踐的困難而孕育？還是只不過是生搬硬套。多搬弄幾個理論名辭，結果仍無法逃出「理論名辭泛濫，但理論反省貧乏」的困境。

因此，問題回到最初的地方，那就是究竟好像《民間抗爭》一類的文字實踐是否有價值和意義的問題。《民間抗爭》的整體理念原是為整個外於政權機器的廣闊民間社會領域建立一個論壇，讓各門社會運動可以交流反省，但問題是在香港這一個地方，社會運動發展至今仍然是受主流議會民主政治的議題主導。在這個霸權主宰的局面底下，是否存在著充足的動力去進行綜合各社運界別的反省和討論？因為各門分割的社運內部，可能大都忙於其逼切首要的議題和工作，根本無暇反省，而反省討論的文化亦不存在，這並非辦一份刊物就可以改變。

邏輯上，解決這個困局的方法，可能就是放棄跨界別的論壇這個想法，把精力放到各門運動中間推進運動的成熟。問題只是這種分割下放的方式，又會否無可避免地墮進主流社會分而治之的管治工程模態。與議會政治相伴隨的是功能團體式的專業主義，那分割的，各自為之的社運，又會否重蹈環運／綠運的覆轍，將新意念的推進迅速為主流體制所收編？不同運動領域之間的批評、交流，又如何可以落實？

台灣解嚴之後，也曾出現過一段各門社運百花齊放的日子，跨界的社運論壇推出一組組的新社會運動的話語，社會運動界的團結面亦相當廣闊。但隨著政黨政治的鞏固，社運陣營的團結面日漸收窄，多份社會運動刊物相繼停刊。反觀香港，具體歷程就有點像在往相反方向走：先是在十多年的過渡期漸次發展議會民主、政黨政治，收編社會運動。但在七一之後，政治寒冬的訊息就好像預示一個事先張揚的戒嚴期。處身這個交錯狹縫的我們，要問的問題仍然是文字理論的工作如何能結連，模塑和反饋改造社會的實踐，以及怎樣的工作形式才能使這些努力以最有效的方法實現。

文字論述從來都不是在抽空的環境下進行，沒有任何話語不是在先前已存在的語境下作出，清理這些論述的歷史具體實況，檢討它們在實踐上的局限，這本來就是批判工作的出發點。就例如社區居民運動長期以來是在社工專業的話語所支配，居民運動的反省似乎要由認真清理社工的專業意理出發。其他的類型的運動，例如工人運動，就有更為交錯的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意理背境。學生運動方面，對火紅年代、六四經驗的緬懷，已成了一種傳統。如何開展在這些範疇的批判工作，就不能再無視這些傳統的存在和深廣影響，以為可以硬生生地輸入新的理論語言去取而代之。

在一系列新型的社會運動方面，例如女性主義運動、與性傾向有關的運動、另類文化藝術運動，生態環境運動等等，由於運動的特質和歷史，理論語言和運動發展的關係相對比較緊密，不會有太多人質疑理論探討的意義。但雖然如此，亦不能完全逃出以理論名辭上的工作去替代實踐的危險。

在這些不同的話語和論述戰場之上，我們更不可忽略大政治的主流話語，過去是「中英爭拗」、「民主拒共」，未來又是甚麼呢？社運的另類語言、另類關切，又要和主流的批判發生怎樣的關係呢？過去數年是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在七一轉變之後，社會運動又應和政治民主運動發生怎樣的互動關係呢？

七一之後社會運動的發展離不開大政治環境的變化，但這「離不開」的關係並不是「取決於」的關係，因為實踐和抗爭始終是人們一種重新爭取主動的過程。各門社會運動就是重奪體制下和體制外人民主動權(initiatives)的嘗試。與八十年代相比，香港社會運動失去了由新一代本土精英由殖民政府取得一些政策批判的空間而喚發的朝氣。與九十年代初相比，香港社會運動淡化了六四危機那種逼切感。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政壇的分裂，暴露出民間自主空間的建設，並不是從政權分享權力的政治民主運動所可以取代。但是整體的危機感仍然是社會關注和參與的最大動員力量。

但在七一過渡之後的香港，九七因素已失去推動力，在挫折、無奈、犬儒和幻滅的複雜心情下，社會運動亦如政治民主運動一樣失去主流話語作為(某種意義下的對立面)的依靠，社會運動亦隨之而失去了大的焦點和議題。而作為非議會導向的民間抗爭旗號，亦隨著議會改良所受的挫折而失去了批判的尖銳性和逼切性。這個對於以致力開拓更多元社運空間為目的民間抗爭派來說，這是一個不利的因素。但另一方面，議會政治的寒冬期，亦造就了政治活躍者反思檢討，發揮更大想像，更為關注長遠和細緻的抗爭方式，和重組運動路線的機會。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將會是誰也服不了誰的失重狀態。究竟它會因此帶來一個百花齊放的活躍局面，還是無聲無息地讓體制力量對原有的民間力量進行收編，佔奪民間空間，就視乎社運踐行的策略、步驟和回應。而正因為後七一是一個過去主導的自由主義已死，而新的政治理想話語還未活的時刻，文字和意識形態上的工作和抗爭性質將更形突出。

不過，這種對文字工作的定位，並不能當作是一種知識份子的自我吹噓，因為最後我要討論的是理論和實踐的關係。

Gramsci的術語「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往往被偏狹地理解為將知識份子「有機化」，也就是將知識份子從書房拉出來放到社會抗爭的場所使其吸收有機養份，與運動結連，為運動服務。我以為這個是重大的誤解，也是對Gramsci思想的誤讀，因為在Gramsci理論裏頭，intellectual根本不是個別人的專有特徵，而是任何人都會從事的一種活動，以intellectual活動為自身目標的人，本身就是一個特別階層，也就是他說的傳統知識份子。轉化這些人並非社會革命的任務，重要的反而是令普通人的思行實踐(intellectual practices)有機地連結起來。

因此，從社運角度出發，重要的不是令靠文字工作吃飯的知識份子取得有機身份(使其得以脫罪)，也不是由此把這些人帶往牛棚(使其重新做人)，而是令各種發自不同位置、角色、有著各種局限、缺陷和矛盾的社會實踐(包括思想和行動上的實踐)有機地連結，成為抗衡權力體制的民間抗爭力量，使介入運動的各種人都變成自覺掌握歷史命運的人。既然是要「有機地」而非「機械地」連結社運，互相的扶持、推進和批評就不能或缺，而這也許就是文字工作的角色所在吧。

七一之後，民間回應重臨的殖民主義威脅，關鍵仍然是跨界別、跨角色身份、跨議題的、「有機」的民間社會能否透過活躍的思行實踐(intellectual/reflective practices)而被形塑出來了。

敢字當頭

2007-03-14T09:06:00.000-07:00

<明報>10/2004

長毛當選，媒體上掀起一陣熱潮，在宣誓風波上更推上一個高峰。在一個媒體帶動政治的年代，香港政壇沉悶的 “不可觀性”，早已儲備了多年的能量，要令長毛變成一個必然保證收視和銷量的 “奇觀” (spectacle)。長毛刻苦經營多年的展演式政治(exhibitionist politics)，到今天終於修成正果，在可見的將來，媒體還是會在這個視聽奇觀的主題上大造文章。

媒體的運作邏輯是要找話題人物，長毛的正面形象和負面形象均會同時發酵。當衝擊政治建制的主題丟淡，衣著服飾的主題過於零碎，道德行為、言談操守的議題就會上場，直至這些咶噪把你消音。媒體如狼似虎的對長毛奇觀的塑造，並無一種本質定性，它可以一方面擴大長毛的影響力，也會被利用作為拖垮長毛的手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魯迅當年也區分過 “捧殺” 與 “罵殺”，把你高高抬起者，和想將你狠狠摔下來的，可能就是同一股力量。

所以，如果長毛入立法會一事，真的可以為香港帶來實質轉變，就要看長毛能否駕馭新的戰場，在媒體排山倒海、千篇一律的獵奇式觀賞文化格局下，突圍而出。事實上，長毛在香港當前這個 “仍是封建、未脫殖民” 的社會，真正能起長遠作用的，並不是肢體衝撞式的奇觀，也不在於提供街坊服務的 “基層路線”，更不在於犯粗口禁，破舉 “指” 忌，而是他那種能穿梭建制內外，鬆動市民被囚禁了太久的政治想像的能力，因為他是當前罕見具有魅力去鼓動群眾的從政者。

長毛從前是一個托洛茨基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對何謂革命、何謂議會道路，比很多人都要清楚。但他長年的抗議生涯和今日的參選進入議會，則既非革命，也談不上是議會道路。所以，把他放進這兩個框框，無論是要他作一個革命者，還是要他作一個好議員，都是犯了範疇錯置之弊。

革命是殘酷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過程中冒出的托洛茨基派，在殘酷的路線和權力鬥爭中，以自身經驗揭露中共和蘇共的當權派，如何先後使革命變質為 “墮落革命” 。多少年來，中共的當權派無一不視托派為叛徒死敵，對其趕絕和壓迫，比對其他敵人的鬥爭更凶，當中還包括中共自己的創黨元老陳獨秀。大陸變色後，中國托派逃亡海外，部份散落香港，規模雖小但輾轉經營多年，在七十年代香港本土社運成長期間，曾起重要推動作用。今天，國際托派運動已經瓦解，然而托派後人長毛，卻在沒有任何革命的條件下，以民選方式登上中國土地上唯一一個有直選成分的立法議會殿堂之上，實是歷史一大反諷。

當然，長毛今天的勝利，並不代表托派的勝利。但以為長毛是在走議會道路，遲早為建制權力遊戲收編，則難免有點幼稚。事實上，十多年來以肢體表演的象徵抗爭為業的長毛，實非革命／議會道路一組辭彙所能充分解讀。長毛現象所蘊含的干擾、顛覆、轉化社會現狀的能量，與其說是來自托派的理論和思想，革命的激情，不如說是以一種後現代的潮流文化形式，復活了與香港久違幾十年的青年造反精神，是這種精神在新時代底下的改造和變種。關於這種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的界限和潛能，看過早前 “或者長毛、或者切” 話劇的觀眾，或者會更有體會。

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新一代，從殖民奴性中甦醒過來，助力來自當年全世界興起的激進青年運動。然而，民族主義和政治機會主義的得勝，令無論是當年的親中共左派 (即國粹派)，還是不少成為了今日民主派骨幹的當年學運領袖，數十年來都共同以排斥托派為他們的本能反應，也一併把多元社會運動邊緣化。今天，這兩股相互對抗的主流力量均已暮氣沉沉，青年一代要丟掉包袱，追新求變，為長毛所象徵的新反叛風格所著迷，實在一點不為奇。

長毛是一個政治能量的多元混合體，今日建制中人或者早已部署應付長毛的肢體抗爭，以及為長毛炒作幾個醜聞，而觀眾也被反複地鑄造了 “有野睇” 的觀賞品味和預期，消融吸納箇中的反叛能量。然而，我相信香港的主流建制，仍未準備好如何應付 “長毛旋風” 所帶來的青年反叛潛力及其擴散勢頭。長毛對建制的震撼，或許不在於他有新穎的政策建樹，也不在於他能為看客上演多幾幕肢體衝撞的大騷，而是在於他能解放多少青年的政治和生活風格想像，以及將之轉化為有基礎的青年運動。

一如有論者曾說過，長毛是今屆立法會內唯一的 “知識份子”。事實上，在選舉過程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無線選舉論壇上，長毛那種不按牌理出牌的文化僭越能力，把只攻擊競選對手的遊戲規則，改換為針對主持，即新自由派經濟學者雷鼎鳴的嚴厲批評。那一段錄影，在大學校園持續引發歡呼、爆笑和熱烈討論，餘熱未了，這些都是當今政壇無法找到替代的顛覆性文化行動。問題是這種敢想敢說的文化，能否持續變成一種深入社區、學校，將之變成有厚度和凝聚力的新一波年輕社運的基礎。如果這個勢頭能持續，托派也會顯得蒼老。

九十年代香港年青人崇拜李氏父子的發跡傳奇，廿一世紀初，香港的新青年偶像卻是一個草根反叛的長毛形像。姑無論青年人在選舉中有否資格投了他一票，他今日在廣大香港的年青人心目中，已經捲起陣陣疑團和興趣，逼著要去思索和判斷一大堆他們的父母老師大都難以解答的問題。保守派近日忙於以 “教壞細路” 來回應長毛現象，但殊不知從青少年次文化的角度看來，這封殺只會進一步增加長毛對青年人的魅力。

長毛所捲起的風浪，不會三朝兩夜散去，因為香港自八十年代以來，以“安定繁榮”為主軸的認知和情緒架構，或者狹義的“民主運動”，並不能承載和解釋長毛現象。他今天由邊緣躍升到中心位置，已經成為香港主導意識形態和人們社會認知的一大裂縫。關鍵不在於結果香港能培養多少個捷古華拉，或長毛的追隨者，也不在於香港會否實現一場文化或政治革命，而是長毛的生存風格，已為苦悶困惱的新一代，啓示了一種全新的選擇：既要反叛，也非沒有深度。或者當甚至一個遲到的 “金毛” 學生，都懂得以 “意識形態” 幾個字回應責罵他的老師，以 “商品拜物” 四個字回應他那個負資產的家長，香港人才會知道，他們熟悉的世界已經在動搖。

在香港反智主義、管理主義主導下的教育文化氛圍，下一代被剝奪了夢想和思考的權利，這些並不能被簡化為董建華失敗管治帶來的“怨氣”，所以，再來多幾個 CEPA自由行也不能解救。於是乎，長毛根本不用介意如何造騷，更犯不著與小人打 “爛仗”。因為他只需要在本該談論教育，卻變成了只管規訓的地方，呼召青年以實際行動讓心靈知性解放，長毛就是真正的政治家；他只需要在應該辯論政事，卻變成表態輸誠、飲宴馬戲的交際場合的地方，嚴辭論辯，義理並重，長毛就是真正的知識份子。

香港欠的是真正夠格的政治家，更缺的是能開發青年人想像力的知識分子。長毛不能等同捷古華拉，也難比擬為魯迅。但魯迅先生八十年前的名句，也同樣適用於作為香港今日長毛現象的註腳：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1925

長毛能做到的，或許還未能奢談甚麼政治家或知識份子(或者這些都只是另一種 “捧殺” )，而只在於能以「敢」字當頭，但我們所活著的，卻正是這個可詛咒的時代。

名人名氣的傳播與政治

2007-03-14T08:16:00.000-07:00

Writings Bi-monthly, 1996

近年香港的出版界日漸流行一種名人專訪的新書種，報張亦喜歡設立名人專訪的版面，一些做這些人物專訪的記者自己亦是社會知名人仕。如果我們回顧人物專訪這類出版物的發展，當可發現在其中的香港歷史社會烙印，也可以看到香港人的媒體消費方式和想像世界的轉變。香港的通俗人物專訪，過去幾乎只集中在「富豪列傳」一類，這反映出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香港讀者一般地感興趣的，大都屬於事業有成，家勢顯赫的上流社會人物。這些富豪的專訪，不外是隱惡揚善、樹碑立傳式的文章。要不就是以揭秘式的筆觸，搜羅上流社會的私人關係，親族網絡，以提供資料，滿足讀者的好奇心。

八十年代由於香港主權問題出現，香港政治前途受到關注，中國政府提出「港人治港」的方針，社會上亦涌現了一陣子所謂參政論政的熱潮。過去被傳媒視為社會邊緣的政制改革派、社會運動參與者，在新的政治關注下取得從前只專屬於上流社會的社會地位。當時支持這條「港人治港」路線的，是本地成長的一代，社會知名度較低。幾家有中國背境的出版社，如南粵、廣角鏡等，為了和這一批積極響應中國收回主權，提出「民主回歸」口號的新社會領袖做勢，亦主動加以配合。除了資助出版這些新的參政人仕的言論或文章外，亦策劃出版了好幾個名人專訪系列，將「新一代」政治人物的思想生平，以對談，答問的方式詳加記錄。陳毓祥的「香港精英系列」就以「香港新生代」為名出版過一個比較詳細的訪問集，目的很明顯地就是為這些有潛力作為未來治港港人的新精英人物做勢。

踏進九十年代，中共當局的對港政策，因著種種原因，包括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起了很大變化。八十年代末期這些「民主派」人仕就基本法的草擬和中國當局的分歧亦不斷加深。基本法對民主治港承諾很明顯地倒退了很多，中共採取更為靠近上層「轉軑」的舊權貴，與傾向民主自由的中產階級改革派多生齟齬。經過多番組黨潮流，政治人物亦分別歸入不同的政治組織，彼此政見的歧異亦比較大。在這個情況下，有中共背境的出版機構當然失去為「新生代」立傳留名的動力。這些以「新生代」為名的人物專訪計劃，九十年代初基本上消失了。

但在另一方面，議會選舉的政治在八十年代末正式開展，各方很快便察覺到電子傳媒的重大影響力。在爭取建立突出形像，使選民留下深刻記憶的時候，人物性格便成為「政治市場」上的最重要賣點。不少以前還是擅長於寫分析性，思想性文章的新政治人物，都拋下了意識形態和理論問題的探討，反而著意個人的名人形像。形像的消費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文字，所以文字媒介也只能作為影視媒介的寄生物而存在，一些人物的傳記更純粹為選舉的需要而編寫。由於中國政權和香港的改革派人物結盟的日子過去了，而出版界亦日漸為親中國的左派集團所壟斷，而雙方都缺乏建立和深化政治空間的動力，也沒有招攬新政治人物、建立新精英階層認同的動機，餘下來對人物專訪有興趣的出版商便只有走更通俗路線的出版社，例如「明窗」一類。亦正因為人物專訪再次要向市場導向的出版商靠攏，人物專訪的寫作方式亦隨之而改變。

人物專訪在新聞寫作中並非新事，相反地，訪問本身即為傳統新聞學訓練的重要一環。訪問名人也並非一種特別的發明，報紙的娛樂版也早就以此為主要的吸引點，鞏固著流行文化中的「明星」制。再者，將敘述焦點集中在個人生平，際遇和生活軼事的寫作，也是傳統傳記文學的特色。不過，無論是正規的新聞寫作、娛樂新聞的採訪，和學院派的傳記文學，都不能代表九十年代香港名人專訪的特色。若從文類劃分的角度來，九十年代的這些名人專訪，毋寧是以橫跨了上述幾種「傳統」寫作方式，進行了文類上的雜交為它特別的地方。

就以這批名人專訪錄當中比較突出的作者毛孟靜來說，她的作品就讓人明顯看出這種雜交的現象。在她三本出版了的訪問錄，即《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毛孟靜三十訪》中，選訪的對象包括了政界、商界、報界、學界，和文化界。訪談的焦點也不拘於一直以來對不同訪問文類的固定渴求。傳統歌功頌德，隱惡揚善的「大」人物素描，固然不是毛孟靜的訪問特色，她選訪對象的多元化，也不足以成為界劃甚麼「新一代」圈子的名單。相反地，「知名度」變成惟一的標準，無論是從事甚麼工作、以甚麼知名，只要是在媒介，特別是電視媒介有相當的曝光率，都可以成為被訪的對象。不少報章的名人訪問版亦採取這種多元化的策略，將不少不同類的人物都「共冶一爐」。

如果以傳播媒介是社會公器，大眾應有基本的權利在媒體上發表意見、言論、見解的角度看，名人專訪近幾年在選訪對象上的開闊，似乎是一種社會聲音多元化的好現象。特別是在報章上不斷開闢的篇幅正在需要擴大人物的類型。社工、教師、戒毒者、環保人仕......都有一些機會在這些人物專訪中亮相。然而主流的受訪人物，仍然是所謂知名人仕。而能夠收入成書，在書市繼續流傳的，仍然是以知名度掛帥。以毛孟靜的幾本名人專訪來說，我們雖然看不到露骨的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言辭，但編寫名人事蹟，鞏托成功人仕形像，滿足讀者對窺探名人成功秘訣的慾望卻絕不欠奉。和過去那些只管塑做典型人物，例如「富豪列傳」等文類不同的是，毛的名人專訪並不硬銷奮鬥故事，也不純然為這些「闖一番新事業」的英雄添補一些陰性的溫馨人性面或家常軼聞趣事，而是將受訪對象都編置在一個「成功人物」的萬花筒般的世界去。人物的性格、形象，甚至談話，都是給切割和粘貼到這個名人榜上。為了將讀者焦點從個別人物轉到名人榜，以致編寫這個名人榜的作者本身，毛孟靜更發展出一種寫作的風格，挪用一種如視象媒介的跳接方式，將一篇訪問分割成很多獨立，互相未必明顯連貫的片段，將訪問者與被訪者的對談關係差不多完全隱沒掉，同時亦脫掉了傳統式訪問報告的覆述語調，因而免去了訪問者自己對訪問的動機和背境的交待。在傳統的訪談中，這些交待往往是訪問者本身主體性的顯現和作為述者敘述責任的指標。然而，在鏡頭跳接式的寫作當中，一切的訪問都好像是理所當然地就存在著，被訪者的言談自成一套沒有章節，只有斷句的話語。它們的存在，被記錄下來，就只是某個性格定型和形象一閃而過的時刻。他們的「真實感」是建基在「名氣世界」那種「虛擬真實」之上。

在《勝讀十年書》的自序中，毛孟靜將這種訪談寫作的操作，以這個方式概括起來，她說：

「人物訪問篇大概像一面鏡子，被訪者站在鏡前，鏡中映像，會出現光學上的偏差，但到底也就是這個人了。
亦視乎照鏡當兒的氣氛構圖。
鏡中的眾生臉譜，都有一個故事，每次去訪後，都似帶回一本書。」

以毛孟靜廣泛的傳媒經驗，當然不會不明白，媒介不可能是一塊透明，只會讓光線原原本本通過的平板玻璃，而是充滿由於取角，折射而形成的不同選擇，這些選擇自然是主動的，有主體參與其中的選擇，而不是純然物理的「光學偏差」。於是乎，氣氛與構圖就不可能只是當下兒的事，而是扭動鏡頭的手指所造成。將不斷跳接著的鏡頭簡化為鏡，承認了偏差，構圖的存在，卻又要說文字/鏡頭底下的「到底也就是這個人」，但---「這個人」又「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呢？似乎，名人專訪的訪者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歸根結柢的問題，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被訪者始終能夠以「名人」這個「人」的模樣存在、流傳、被談及便可以了。「名人專訪」所從事的是生產「名人」的工作，只要是能夠合乎這種生產的材料，「名氣」的生產流水線一樣會為這些產品修飾包裝。

「名人」的生產，正如任何商品生產一樣，是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文化產物。一方面，資本主義是將一切變成可交換的價值，於是任何個性和特質都可以被埋沒掉和蒸發掉，活生生的作為人的勞動者，被剝削規律和資本累積規律平板化為抽象的勞動時間；然而，在先進資本主義，生產不再是單純的物質生產，而是生產符號、地位和各種各樣的象徵物，因為消費需要並不局限在基本的物質溫飽的滿足。人的個性、特質一樣變成可供消費的對象，作為商品的個性一樣是隨商品的規律被不斷製造和再製造。「名人」這項商品的賣點便正好是人物的性格。

要捕捉人物的性格，媒體的生產者便要具備雕塑和鑄造這些性格的技巧和能力。在電子媒體主導的傳播世界，名人的曝光時間，節目的編排，以致取鏡、化裝和服飾，都是專門的形象設計學問。而作為這一大套複雜的生產流程當中的文字媒介，就不是要求一種更為精巧，而是破碎的書寫技術。文學性寫作所依賴的抽象精緻的符碼，不適合電視媒體，亦不適合依附於電視媒體的訪問寫作。

傳播學者費克斯和赫特利(Fiske & Hartley) 以中古世紀的遊唱詩人所扮演的角色來說明電視所擔當的「吟詠功能」(bardic function)。遊唱詩人和現代的所謂作者(author)不相同，他們沒有個人創作的觀念，他們只是根據聽眾所處的文化需要整理組織出一套又一套的故事或訊息，從這些訊息來強化肯定聽者對自己和自己文化的感受。電視和遊唱詩人相似之處，是兩者都不斷努力把聽眾的原有認識視為既定的，電視上的故事只是被援引以鼓勵受眾對這些原有認識的共鳴和認許。

作為以電視為中心派生出來的香港文化，名人訪問是要來鞏固社會對名人名氣的既有世界觀，將這些認知世界和理解生活經驗的分類系統反覆衍生。在一個存在著廣大的新中產階級，而這個上升之中的階級亦正急忙在政治的迅速變動中找尋肯定自身的成功和優越地位的香港，名人定義的普及化正好是符合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需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特有的這種名人文化，和歐美一些對類似問題的不同判斷。

傳播學者Ien Connell曾經針對下流小報(tabloid press)在娛樂新聞對名人的生活起居，以致緋聞怪行的報導，提出一種庶民主義的(populist)的解讀方式。他認為它們是一種受大眾歡迎，針對名人的「狂想式報導」(fanastical reportage)。這些報導以挖苦的方式，挖窟這些名人生活的偽善，証明他們一方面享受奢華生活，一方面卻又醜聞多多。受眾從閱讀此等報導中獲取愉悅的快感，因為此等報導引証了普通讀者對社會存在不平等的看法，小報透過道德化的揶揄來揭發上流社會的陰私，滿足普通人對上流社會既妒且恨的心態。因此，雖然從正統的新聞學角度，這種名人緋聞的濫觴，是一種可悲的「新聞娛樂化」的徵象，但受眾是將某種社會不滿的情緒寄託在這些名人「八卦」報導當中的。

在香港，揭秘式的低俗小報新聞形式，以所謂「淫賤雙周」為代表，早已招來不少同樣是泛道德化的批評，Connell所述及的庶民式閱讀，大體上亦存在於香港的普羅受眾當中。然而，在香港這個階級界限如此不為意覺和注目的地方，對名人新聞的閱讀，就更難顯示出那種抵抗性。特別是當我們留意到，以追逐名人名氣為特色的媒體操作，是在更廣泛的層次展開。不單只娛樂界的明星制競爭白熱，名人也不一定是局限在那些富豪貴族，名人/明星的文化更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遍及學界、政界、官場，甚至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在香港，特別是踏進九十年代之後，「名人」這概念已經包羅很廣泛，而傳媒作為「名人」「名氣」的生產者，已經不僅是被動地整理與受眾原有認識有共鳴的素材而主動和積極地介入這種以中產階級世界觀為核心的名人生產流程當中，樂此不疲。

過去狹義的娛樂界名人，是以其歌影藝的造詣而成為名人，另外就是那些官商巨賈，以其財勢或公認的社會地位而成為名人。他們奢華炫耀的生活方式，成為普通人以艷羡的態度窺探的對象。但隨著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的神秘感在急速轉變的時尚消費潮流沖刷下日漸消失，娛樂新聞報導的方式就日益變成不單只是為反映透露某一階層的生活的窗口，反而自己成為製造這些可欲的消費對象的機制。焦點於是放在搜羅和放大一切可以成為可消費形象的人物或故事，是人物性格而非人物的財富地位成為賣點。在這個情況當中，中產階層的事業成功和奮鬥的故事，與及從中反映出來的人物性格，就更為有趣味和賣點。這種中產階層對自我認同的渴求，和中產者與富豪們的界線的含糊化，適足以大大減弱閱讀這些名人「八卦」新聞時的抵抗性。

在各式人物共冶一爐的虛幻共同體中間，人物形像和性格本身就成為新聞中的新聞，娛樂中的娛樂。受眾在娛樂新聞甚至是政治新聞、時事新聞中搜索各式各樣的人物形像和性格，投射和發洩生活的壓抑和慾望。這種連續搜索的過程，使娛樂表演的時刻永續，台前幕後的分別已經不大，觀眾關心在「幕後日常生活」的名人形像，可能比起他們關心「幕前」表演還要認真。將這套名人名氣的生產方式移植到政界人物身上，受眾所關心的是人物性格，遠多於政治見解和思想。

就以毛孟靜的人物專訪為例，雖然她的突出之處是憑藉她的新聞工作經驗，將不少政治人物帶進更廣泛的普羅讀者的世界，但她並沒有將政治的尖銳性甚或批判性帶入普及文化的領域，反而是將政治人物化，間接地是助成將政治娛樂化。不少文化研究的論者都曾經指出「新聞娛樂化」的趨勢，並指出煽情的新聞處理手法，和對具感官刺激功能的新聞題材的誇大。但這些批評都仍沒有將這種新聞業的運作文化所產生的長遠政治影響指出，特別是忽視了「名人政治」將「政治名人化」的具體運作。事實上，政治的「名人化」是將政治人物還原為角色、性格之爭，將思想、利益和政見的分歧描劃成態度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進行這些還原，簡化的，是不經反思，沒有思索和爭議、檢討餘地的社會常識。這些常識將新聞納入一個個不同的戲劇敘述結構中去。不同類型的敘事需要不同的角色，而不同角色是經過重重的常識定型化程序而被反覆的製造出來。而在這些大量地被援引的常識定見中間，卻隱藏了在每個新聞人物的性格「獨特性」背後，那套生產和消費著這些定型和形像的政經機制。

在毛孟靜的名人專訪，我們可以看見這樣的起題：
「劉慧卿無敵惡女人；
洪清田文藝青年搞政治；
遊行專家曾健成；
劉山青唔會借殼搞政治；
馮檢基死都唔認投共......」(1995b)
「政治發燒友盧子健；
陸恭蕙衝鋒陷陣為明天；
陳毓祥盡爆前恥......」(1995)

在這些政治人物當中，有不盡相同的政治信念。但在「名人」這個分類系統中，就只有一個定了型的性格，在香港政治舞台上的指定角色。姑勿論這些用以將性格突出的標題用字，放在當前論述上對受訪者是褒還是貶，也無論起這些題的作者或編輯們如何辯說那「只不過」是剌激讀者閱讀動機的「純粹」修辭，它們都不約而同地是依從同一個關於香港中產階層的神話式敘事出發，那就是「香港年青精英按不同性格和態度來搞政治」，「香港就是一個由這些各具個性的人所創造的香港」。關於香港成長的神話，就是這樣無聲無息地被再一次覆製。讀者能夠開拓的政治想像就被框限在這個與他們大部份人都顯然無關的界限之內。

在香港，影視的大眾媒體發展，領先於大眾民主政治的開放。無線電視的出現，比起區議會普選，足足早了二十年。在牛步發展的民主開放步伐底下，政治人物和群眾的交往，每每及不上電視上的曝光率重要。愈是全港性的政治人物，依賴主要影音媒體去塑造形像的情況就愈高。人物專訪的書種，其存在的空間是在於作為人物的形像製造工業的一環，將電視屏前觀眾的消費模式擴展到閱讀領域，將人物本身的表演場地從講台、舞台或螢幕之前，帶到過往視為私人空間的生活或經驗或回憶。將這些私人領域都納入人物形像的構圖中去，暴露在公眾的眼光底下，逾越了公私兩大領域的分界。這種跨越無疑擴展了政治的範圍，公眾空間的政治和政策討論不再局限在議會殿堂，市民了解政治事務和動態的機會增多了。

不過，我們在這種看來是「民主化」歷程所帶來的「進步」背後，亦要分析「形像政治」的運作特徵。一方面，形像政治支配了政治運作的發展，成為政治事務中主宰一切的語言。這個時候，不再是由政治思想和人物本身按自己信念或所隸屬階層的利益去表達政治判斷和意見。相反地，政治意見反過來服從於這套由形象的語言所界劃出來的符號體系。每個政治的參與者都只是在這套主導話語中找尋自己的角色和身份，一個為符號政治的世界安排好的適合位置(niche)，而不是按政治信念和社會關係來奠立每個人的政治認同。

另一方面，受眾對名人的動態、生活和經驗感到興趣，是因為這些文化消費品可以在受眾的想像世界提供滿足慾望的方式，而不是提供參與的機會，降低異化的社會下人們的無力感。再加上這些慾望，無論是由反感所投射出來，還是因羨慕、仰望而導致，都不會提升讀者對社會整體有一種像精英批評家所具備的批判性認識，而是在原來的社會常識和人們的社會經驗出發和遊走。如果有幸不是延製和維護對建制的忠順和膜拜的話，它可能做的也不是整全的社會批判，因為其焦點是集中在個別的人物（personalities)身上，而不是背後的社會結構。就一如在「八卦」新聞中，報導上流社會的奢華生活，除了可提供某種代入性的幻想之餘，還隱藏著某種社會譴責的可能的話，那可譴責的並不是不公平本身，而只是上流社會名人對其所享社會優勢的濫用而已。

要認識這些形像政治的規律，不是說我們只能對急劇變化的傳媒和政治生態作懷鄉式的忿怨，也不是主張對主流的媒體運作以「大拒絕」的方式去迴避，而是要指出名人名氣的生產，大體上是依從一個主流強勢，客觀效果是以遏制性為主的保守政治邏輯，所以各種以前是不受人注意的人物，一朝成為被訪名人，並不代表他們的訴求在社會的公眾空間建立了發言的位置。真正的具抵抗性(resistant)的發言位置，是需要有更長遠和更堅實的社會運動工作去支持的。

書目

陳毓祥(1990)《香港新生代．陳毓祥對談錄》(一至三冊) 香港：南粵出版社
毛孟靜(1995)《毛孟靜三十訪》香港：明窗出版社
毛孟靜(1995a)《與君一席話》香港：明窗出版社
毛孟靜(1995b)《勝讀十年書》香港：明窗出版社
Connell, I. (1992) “Personalities in the Popular Media” in Dahlgren, P. & C. Sparks (eds.)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Fiske, J. & J. Hartley (1993)《解讀電視》台灣：遠流出版社

傅柯還是葛蘭西？- 關於知識份子的論戰

2007-03-14T08:08:00.000-07:00

<讀書>，7/1998

九十年代初中國發生了一場關於「人文精神」以及知識份子角色的辯論，不過很多人都未有留意的是，類似的一場論爭，在八十年代初的美加和澳洲等地也進行過。雖然踴躍參與的程度和社會反響都從未溢出大學院校和學術期刊的範圍，然而其深度和討論的層次，對西方社會思潮和當代文化研究的方向實具有深遠影響，不容忽視。本文無意全面介紹此場論爭，只是推介在這場論爭中的兩篇雖非正面交火，卻是針鋒相對，論點非常尖銳的文章，管窺這場論爭的一些核心問題和晚近發展。

第一位是英國伯翰學派文化研究的其中一位創始期悍將班奈達(Tony Bennett)，他近年移居澳洲，力倡富有批判精神的文化研究，應從致力轉化人們意識形態的道德主義傳統，轉向以體制分析為主的文化政策研究。他的理論立場闡發自晚期傅柯的「管治工程」(governmentality)理念，認為只有正視傅柯所指陳的「知識／權力」複合體系在構成現代宰制形態的具體作用，文化評論的工作才能產生真正的效用。在一篇收錄在其著作《文學之外》的文章中，他以傅柯對所謂懷抱天下型的知識份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和務實專微型的知識份子(specific intellectual)所作的區分，批評一些文學知識份子(例如美國文學評論家Lentricchia)在討論如何能以文學專長為本，為社會批判的事業服務時，往往混淆了來自傅柯的看法和舊式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特別是對新左派影響甚大的葛蘭西的看法。班奈達認為，葛蘭西及其影響下的早期英國文化研究，都跳不出人文主義的錯誤假設，以為知識份子的批評，是以轉化(潛能上)先進(現實上)卻被壓迫的階層為目的。這種人文主義假設，高估了人的自覺意識和解放潛能，卻忽視了傅柯的洞見，也就是說「人」只是一種知識論述和具體權力交織生成的一種以所謂「主體」這形式出現的效果，在每一個特定的歷史場景中，它只能是整個「管治工程」體系下的產物。當代有如毛細管一樣，在各種知識專業和生活領域起著操控和滲透作用的權力機制，使得知識份子不能再幻想成為社會的自知先覺者，起著領導社會的作用。所以，縱然葛蘭西意欲區分傳統知識份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和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以為後者只要透過與先進的社會改造事業產生有機連結，知識份子就可以救贖他人、救贖自我，只是一種徒勞的努力。

班奈達的立場，明顯地是呼應著一種來自後現代主義的批評，但他並不是對後現代主義的犬儒傾向照單全收，而是要指出當代知識份子的本務是務實而專微地去顛覆有利權力操縱的知識論述生產，而非空言使命、領導群眾。因而，他亦反對另一些自以為可以結合馬克思的改革意圖和後現代社會觸角的所謂「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t)(例如拉克勞和慕菲(Laclau & Mouffe))，認為那是換湯不換葯的道德主義。因為他們一方面雖然吸收了後現代主義所指出，主體是充滿斷裂、浮移和不確定性的，但又以為葛蘭西的文化霸統(hegemony)的觀念，可以拯救無根的主體，將構造反抗主體的工作視為一種純屬論詰層面的工作，在各種不同的反抗性社會運動之間，也就是身陷不同的壓迫宰制形式的多元主體之間，因應機緣和處境差異而表述扣連(articulate)一個反宰制霸統的(counter-hegemonic)的反抗聯盟。班奈達認為這一種使主體問題，浮游在生產主體的具體物質基礎之上的看法，是一種唯論詰論(discursivism)，也就是一種唯心的還原論。當然，班奈達這裏對後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不少來自舊式(甚至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遙相呼應，但他要說的不是重揚簡單的唯心／唯物的大棒，而是要說只有傅柯強調的具體微觀的在地(local)抗爭，而非懷抱天下的空言高論，才可以保留批判工作的物質問責性。知識份子的責任也非認同甚麼先進的社會改革事業，而是踏實去認清自己身處的知識權力體制，致力顛覆、撓亂真理的生產製造過程和規訓(disciplinary)制度，因為這些才是各社會主體被權力的網羅不斷轉化、利用和配置的地方。一句話，知識份子所應從事的不是夢想在體制外，以高超的道德恣態進行意識層面的政治，而是具體而微的體制內的反體制抗爭，因為這些體制才是知識份子真正起作用，而非僅是寄意棲居的處所。班奈達認為，只有走進權力體制的內部(當然在毛細管的權力機制下，世界上已沒有甚麼是在體制之外了)，知識份子才可以有一種局內人的批判觀點。

本文介紹的另一位評論者是印裔現居美國的新一輩文化研究學者拉夏基斯蘭(R. Radhakrishnan)。拉氏在一篇名為《成為有效踐行的知識份子》的文中，將知識份子問題置放在一個問題框架底下，那就是「後於再現／代言」的政治(post-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是否可行。他的意思其實是想將被後結構主義反覆質疑的文化再現問題和具體的代議政治問題扣連一起討論。他以八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領袖傑克遜(Jesse Jackson)先後兩次參與總統大選的社會動員歷程為經驗參照，檢討當代後現代思潮當中對「代表性」問題產生普遍質疑的趨向。在這項檢討工作當中，拉氏尖銳地提出了一些備受爭議的課題，例如知識份子應向誰負責？知識份子應否成為群眾或任何東西的代言者？被屈從壓抑的知識和精英的知識的關係？關心知識份子問題是否一個精英主義的主張？甚麼是微觀政治？...等等。

拉氏針對批評傅柯在一些訪談中，不時流露出來的二極化傾向，那就是將各種論述和敘事體(narratives)劃分為兩種：其一是斷裂性和抗爭性的，另一是總體化和體系化的。傅柯認為，知識份子所熱衷的工作是建立體系和理論，然而每次以理論方式去重敘所發生的事，其實都是行使著知識類型的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理論愈宏大，暴力愈強烈，它給轉化為具體的權力的可能性亦增加。所以，和懷抱天下的知識份子相反，務實專微的知識份子可以做的反抗，就是重新讓被屈從的知識發聲。知識份子不再是甚麼時代的代言人，因為這種代言原來就是暴力。傅柯主張的系譜學(genealogy)就是去重新發掘被屈從壓抑的聲音。由此而推演，知識份子其實本身就是群眾活生生的生活現實的障礙，知識份子要拋棄的是為群眾說話的夢想，因為要放棄的根本就是知識份子的身份，及其負載的精英政治的知識暴力，所要直面的反是各種生活和抗爭的在地性和個別性。

拉氏接引出薩依德(Said)和史碧華(Spivak)等人對傅柯的批評，認為傅柯如此一筆否定知識份子角色和再現／代言的可能，其實是另一種對知識份子問題的神秘化。因為傅柯從沒有交待那些知識份子在專微領域所作的政治／理論反抗，如何可以免於變成一般的學術專業操作。對具體性和過別性的過份強調，又很容滑向成為另一種實證主義。而最嚴重的，是他所欠缺了對本人的發言位置的自覺和反省。

雖然傅柯的批評對知識生產操作的潛在暴力的分析鞭辟入裡，然而他那種充滿悔咎的情緒，其實混淆了人們對不同的代言／代表形式的區分。在他精巧細緻的具體權力分析，例如監獄和醫療等規訓體制的分析之外，生硬地外加了一個一概而論的權力觀。當然我們要明白，傅柯在這裏是要安放其道德立場，以免其精巧細緻和不斷強調斷裂性的系譜學分析，流於沒有價值立場的實證主義。然而傅柯這種空泛的道德宣稱是脫離了傅柯本人的發言處境和脈絡的，也就是他對自己作為一法國知識份子這個特別身份沒有留意到。那就是說法國的知識份子地位、知識與權力的扣連方式和法國理論的世界性流通等，都不在傅柯的考慮之內，於是傅柯強調知識份子要不斷追求的，以絕對的自我放逐來保證的邊緣性，只是一種純然的無政府主義式否定哲學，是來源自傅柯本人在六八年的大拒絕式學生革命經驗。但由於傅柯或傅柯主義者往往抽離了這些經驗，所以傅柯的否定並非真正的政治性否定而只是一種哲學性的否定。就如薩依德所言，問題不全在於說了甚麼，而是誰在說話。再現／代言的問題如果按傅柯對知識份子角色的悔罪式處理，那往往會是消極無助的。

由此而引伸，拉氏呼籲對葛蘭西關於知識份子的「有機性質」進行重新估量，以利於真正落實反省各種各樣的知識份子與所謂「群眾」的關係。在肯定傅柯對權力和論述進行細密分析的同時，認識到這些論述機制最後總是以被意識到的方式來產生歷史效用。人文主義者所支持的人格改造，並不表就只停留在意識層面，而不用觸及背後的制度和(社會)關係。所以葛蘭西以致其後的拉克勞、慕菲等的後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反霸統(anti-hegemonic)抗爭，並非一種純然在意識形態領域上的，論述層面上的文字遊戲、措辭對抗，而是認識到知識的動員力量，及知識份子在不同社會力量之間所起的，各不相同的中介作用(mediations)。拉氏抱怨的一種傾向是，當所謂後現代、全球化等宏大論述不斷強論媒介(media)的作用，傅柯那種將知識份子的角色和責任問題排斥到邊緣的做法，反而妨礙了人們對具體的中介作用和過程的了解和評斷，因為人們只關注於中介作用本身(mediation as such)，對於關係如何透過人辯證體現出來，如何將關係的轉變看成人透過積極努力的改變而達致運動和轉變，卻愈來愈少加關注。

在這方面，拉氏認為拉克勞和慕菲的理論架構包含了葛蘭西的霸統觀念，追求建立一種連結不同的社會運動的反霸統綱領，並非一種知識份子的又一次自我膨脹，把抗爭看成是意識形態轉化，而是體認到權力體制並非一部自行運轉的機制，也非一成不變地龐大無邊，而是保留了葛蘭西的核心，也就是社會的運動和轉變。在知識份子迷於分析結構的制約作用的時候，關鍵問題仍在於「動成者」(agency)是甚麼。所以，葛蘭西的實踐哲學並非只是人文主義的人的哲學，無力處理這些複雜的統治機制，而是把它們都看作各種各樣的「關係」來理解。這些機制，無論它們有多複雜，也都是被意覺到之處才可以進行周旋改變的，也就是說，它們還是透過知識份子和人們的認識來中介著的。所以，在地、個別的抗爭雖然很重要，但並不能取代追求建立一種宏觀的道義綱領，而強調群眾的自發性，亦不能迴避知識份子的責任問題。在比較和評價這些中介過程的時候，我們並不需要迴避具體的代言／再現的問題，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問題，甚至由一種便截的哲學答案所輕易替代。責問知識份子的有機性質，其實是要建立一種「札根何處」(constituency)的意覺。

具備這種意覺的新型知識份子，是有目標和事業的、有推動力的，亦投身到組織工作去的。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誤會只要知識份子宣布天下(global)空言從今無效，全球性的宰制力量就不復存在。亦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體會傑克遜式的彩虹聯盟那種民主運動的意義。起這種中介作用的知識份子是否自號激進，是毫不相干的(就如傑克遜所言，他們的綱領其實是「道義的多於激進的」)。拉氏以為從中介概念出發來檢討知識份子角色，才會真正建立一種對知識份子角色的理解，它可以結連上下層建築，融通思維和感性，又不忘專技工作，不流於泛泛空談。這是一種以永恒的說服工作(persuasion)為骨幹的工作，有指向性和方向感的踐行，它不迴避提出主張、編寫敘事時遇上的矛盾，也不會把低層群眾浪漫化，或提出甚麼「理論就是實踐」來逃避矛盾。拉氏認為，這種社會介入者的局內人(insider)觀點，是更為立根於世的(worldly)，大別於傅柯追求的，純以個別性來建立的抽離、外在，甚至是旁觀式的犬儒觀點。

有趣的是，兩篇文章都沒有互相徵引，但從討論焦點以致一些隱喻的運用，例如各自都在文末談到何謂局內／局外的觀點問題，可以推想到這其實是一場具針對性的對辯，其實兩者同樣都意圖直面一種共同的後現代情狀的挑戰，也就是權力運作的細碎化，及再現／代言在這處境下的問題。不過，和一般後現代的討論不同的是，兩位作者都努力為一種積極介入的政治立場而爭辯，從而引伸出對傅柯和葛蘭西，以及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截然不同的評價。他們爭論的焦點雖仍是人文主義，卻非只於贊成還是反對，條分縷析，具有很高的可讀性。

不過不可不留意的是，他們爭辯的背境其實還是一個廣義的西方社會，其知識份子和知識生產的體制化程度和方式，都跟其他社會不盡相同(或者我根本不應假設有在這些方面完全相同的社會)。問題不是他們是否已先於八十年代中國的「人文精神」爭論，為人文主義問題提供了現成的答案，而是有沒有開展出一個既可相互參照，也可各有特殊性的對話空間。就筆者的閱讀，答案仍是肯定的。

討論文章：

Bennett, T. (1990) “Criticism and Pedagogy: The Role of The Literary Intellectual” in Outside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Radhakrishnan, R. (1996) “Toward an Effective Intellectual: Foucault or Gramsci?” in Diasporic Mediations. Between Home and Loc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02-03T08:18:00.000-08:00

Luxun

2004-10-26T04:05:00.000-07:00

Lu Xun

朝三暮四朝秦暮楚

2004-10-25T09:16:00.000-07:00

──談大學的年制與學風

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

大學校長們在北京預委會開會場外，公布意圖要在九七回歸之後翌年，開始恢復行四年制。此事不但引起輿論嘩然，港府驚訝，亦引起校園內外，議論紛紛。對好辯者，年制之優劣，自是上佳談論的題材，但對曾經熱切捲入中大有關的「保四」運動的上一代，校長們此一表態之舉，實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為大學即將回復四年制而感惶惑不安的，理應是當日力催要強迫中大四改三的香港教育建制人物。不過，雖然這班人不少已轉投中方陣營，但對這次轉制之議，至今大部分都噤若寒蟬。當年他們力陳的四年制浪費資源高調，亦不復多聞。究竟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他們明知大學年制的爭議，已不可避免地變成「反殖反英」的象徵之爭底下，還會否擇「善」固執，力陳「英制」的好處，抑或隨風轉軑，實在是香港政壇政治操持的一大考驗。

不過，雖然近日在「文化回歸」的大理路底下，不但有國內學位自動承認之議，有加強國民意識教育之議，四年制的政治靠山實力雄厚，行情看漲，但對於那些曾支持中大「反四改三」運動的人，也實在沒有多少值得高興的地方。因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改制若果成事，也不是當年師生上下共同推動的勝利戰果，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由官僚改制或政治施壓所帶來。況且，雖然四年制的回復，的確是英式殖民地文化教育霸權開始衰落的徵兆，然而這改制事實上是否針對爻當前香港大專教育的根本問題而發，倒是十分可疑的事。

香港的大專教育，歷來都被指為弊病叢生，從學校的分等分級，學術水平低下，以至學生教師的治學風氣散漫，研究成果缺乏，都是一些久已如此的現象。過去，對大專弊病的診斷，幾乎無不推到殖民地政府身上。稍為再深入或激進一些的看法，或會再指出殖民主義背後的資本主義體制，及以功利掛帥的價值觀，但對殖民政府的責難，已近乎隨口說的地步，彷彿只要殖民政府大發善心，俯順民情，又或者有朝一日，政權變色，新的非殖政府就能撥亂反正，大專教育就有光明前景。

今天，政權易手果然出現，一切以前在殖民地下難以想像的事情，都有可能實現；大學年制是一樣，學界中政治忠誠的轉易又是一樣。不過，政權轉變容易，大學延長一年也沒有重大困難，難以改變的反是學院上下的學風。當年的「反四改三」運動，能夠至少在中大上下，達成團結一致，就是因為在中大有活躍、積極的學風。從師長到學生，以至校方高層，都有一股抗衡社會惡劣趨勢的持異議的勇流。但反觀今日學院內外，又有多少學生有追求理想主義的主動，有多少師長堅持完人教育的原則，警覺和批判金錢和權力對學術的支配。

不要忘記，中大的「反四改三」運動，雖然在七十年代曾有短暫的勝利，使政府一再推遲計劃，但中大以至其他受資助大專，其統一於三年制底下，卻是在八十年代校園內外都泛不起半點波瀾的情況下，在所有這些院校的校方，都與政府充分合作底下完成的。這可不是殖民政府用什麼強行立法來迫令改制。當時，「明白」四年制才是較優學制的「學術良知」，又有多少個曾提出異議呢？如果說在殖民主義的年代，政權控制文化、學術和教育的發展空間，學校若不俯從的話，根本別無討價還價的能力，那今天我們應問的是，究竟九七回歸之後，這種仰賴政權來保證學校和學術機構生存，並規範其制度的「殖民主義」境況，究竟有沒有改變。今日要求「三改四」的做法，是削弱了殖民主義底下的學術依附性，還是強化了這種學術的依附性？

七十年代的「反四改三」運動，無疑是香港反殖民主義的文化抗爭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原因是「反四改三」的重點雖在維護年制，但整個精神是爭取廣泛的教育自主權，把教育從官商壟斷的體制解放出來，為社會求取更大一點的人性空間，思想空間。「反四改三」運動，雖然目標是向殖民政府施壓，向社會闡述學人的異見，但真正持久地開拓了的，是大學校園的敢言、批評、組織自助、追求理想的自由學風及學運傳統。曾經熱切投入這些運動的同學無不理解到，無論建制內的年制怎樣，真正令完人教育的理想達成的地方，始終不在課堂上，而是在學生會、報社、屬會、宿舍……這些地方，裡面進行的是種種以政治參與，文化爭辯所組成的「非形式教育」。

要維護和培養這些條件，絕不是UPGC計劃可以算出來的，因為那絕非人力統籌科能了解的「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更重要的是，學生能啟發這種理想主義追求的自發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師長輩以身作則，以「身教」不只是「言教」。師長的言行操守，忠誠執著，能夠教化出學生善用時間，珍惜青春的積極態度，而這才是任何完人教育能夠實現的基礎。

但今日，香港政治環境急劇變化下，看來早被殖民主義整治妥點的大專學界，並無多少樹立剛正學人情操的氣候。相反，朝三暮四的治校哲學，朝秦暮楚的政治作風充斥校園。為師之道尚且如此，治校之道尚且這樣，我們又怎能怪學生的道德水平、學養素質下降呢？四年制能回答這些問題嗎？

捍衛無政府主義

2004-10-25T09:08:00.000-07:00

中大新校長就職，學生到場示威，發生衝突。翌日校方高層召開記者招待會，力斥學生為無政府主義者。學生當天行為，筆者非為目睹，故無法置評，但對大學校長對無政府主義的貶斥態度，則認為有商榷之必要。如果學生當日所為，有違校長所認為應有之操行標準，則加強德育可也；如有干犯刑事罪行之嫌，請送官究辦。但如果校長承認，學生行為於思想理據上有所本，則有必要進行細緻之分析、辯論，否則何以服眾於學林？查大學乃思想學術的發源之地，非為順民之製造場。大學領袖要以德才服眾，所以筆者認為要對無政府主義有一公允評價。不避粗陋，我會本如下數點，認為大學應該容受更多的無政府主義。

一、無政府主義乃一源遠流長之思想流派，對歷史文化有巨大影響，實不宜輕加抹煞。無政府主義大師如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都是學識淵博，影響深遠之輩。從左翼立場觀之，改革社會的運動，影響近世最大的思潮莫如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本人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從他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辯論中發展出來。馬克思思想成功帶來多場社會革命，但馬克思主義帶來恐怖的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竟成革命政權之教條，殘害異己。今日分辨清楚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對推動健康的社會改革運動，不無助益。

從歷史說來，中國五四運動起初也受大量外來思潮啟發，當中既有無政府主義，也有馬克思主義。巴金早年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然而歷史風雲逆轉。成王敗寇，當初敢對革命專政路線提出批評的無政府主義者，不是退隱消失，便是歸附馬列政權之下。無政府主義不能成為左翼運動內的積極批評力量，是歷史的最大教訓。

二、從右翼觀點，無政府主義實和當前主導我們社會的自由主義，有姻親關係。當代新右派力陳大政府、大國家之毛病，實有一脈相承之處。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大師諾錫克(Nozick)，也得花九牛二虎之力，分辨他的惟自由論(libertarianism)與無政府主義之關係。新右派對政府權威的質疑和鞭撻，對權力、制度腐化的疑慮，對今天校園裏頭的否定權威和制度的無政府主義或個人主義風氣，實在若合符節。

就算是抱保守反動的右翼立場，也無必要對無政府主義過份疑慮，因為顧名思義，無政府主義就是否定一切權威和制度，不信任組織和代表性。這些人根本沒有造反的能力，也根本不會有效地去組織策反。你可以把他們看做尋求個人發洩，多於深謀遠慮，有承擔、有責任去危害社會安定。他們的直接行動抗議，也多半是個人的展示主義(exhibitionism)，遠多於社會運動。他們的存在和行為，可謂社會的安全活塞。

既然左右兩派都沒有理由排斥無政府主義者，那究竟何人對無政府主義者心惡痛絕呢？答案是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者，這些法西斯主義者實來源自左右兩大陣營。其為法西斯主義，實乃無分頇輊，都是以必要秩序為名，以控制權力為尚，力斥任何挑戰其權力者為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權威秩序，喜好暴民政治。

查實，無政府主義流派中，只有少部分崇尚暴力。他們嚮往的無政府主義理想世界，也並非沒有秩序的世界，而是消除了「非必要權力」的世界。比起革命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往往是非暴力主義者，甚至是和平至上派。所以，無政府主義根本不是甚麼毒蛇猛獸，而是一種有悠久歷史的信仰和價值，對近世和平及反戰運動等有深遠影響。所以，問題不是如何去禁制無政府主義，反而應是正面、積極地探討、研究、實踐、試驗、借鑒、參考和面對無政府主義。

特別在大學校園，學生對無政府主義的真正嚮往是正面的事。就以中大為例，我想問那些指責抗議學生為無政府主義者的是，這些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們的「無政府主義」信念是那裏學來的？是不是中大有無政府主義課程提供？答案顯然不是。那中大校園還有真正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學生，證明中大學生還是思想活潑，有自發性、有批判能力的一群，不是主流的只顧讀書做官，為權勢者服務的一班人。學生具備這種創發性，其實十分難能可貴。中大應該為自己慶幸，校方應當作正常課外活動一樣，支助和鼓勵同學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研究。

所以，一間以追求活潑校園生活，啟發學生思考和觸角為務的大學，並不應以有一班無政府主義學生為恥，而應引以為傲。怕只怕這些小伙子們的無政府主義其實只是膺品，學生哥們根本只是玩玩下，趕時尚，束書不觀，又沒有委身長遠社會運動的精神，沒有改革社會的全局觀，打了就跑。這些人做短期的反建制派，卻終有一天厭棄這些另類信仰，重投社會建制。又或者僅只維持無政府式的實踐為消遣，自我救贖。無政府主義變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另類消費玩意。

無政府主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法西斯主義、權威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消費主義。

科技大學沒有超支？

2004-10-25T08:51:00.000-07:00

－大學異議精神的「花果飄零」
信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　

日前香港科技大學舉行了首屆「開放日」，以千計的市民首次參觀和目睹這個早以「勞斯萊斯」式的建築而馳名的校園面目，科大的知名度亦定會因這項活動而再打響不少。

不過，在眾多展示了那些光輝的學術成果的展覽及氣氛熱烈的各種表演和助慶活動之外，開放日派發的那份特刊，閱後郤令人感到不快。除了整體那種浮光掠影，不著邊際的泛泛之談及宣傳文字外，最令人不安的，是其中一篇無署名的文章，名「科大沒有超支」。雖然文不過三百多字，談的郤是大問題。它主要的論點是：「超支」「謠言」是因為人家把「超支」的定義搞錯了。立法局撥款十六億二千二百萬元是正式的數額，實際最後開支低於此數，所以沒有超支。「超支」只是政界和傳媒界「那些人士」混淆了最初的「草率估計」和正式撥款。待正式賬目公布後，「那些人士」應「作出更正」，「以正視聽」云云。

文雖短短數言，郤恰到好處。想當日在立法局及報章媒介齊聲指責的人，當如提壼灌頂，茅塞頓開。原來那只是一場可怕的「誤會」，甚至是不可饒恕的錯失，事情只是因為有人將基本的會計「定義」搞錯了而導致。然而，不幸地，人們所了解和認識的郤不是這一回事。

當然，科大建築工程最後結賬是否超過十六億還是未知之數，然而一直以來，引起議論紛紛的，郤絕非這項「打死狗講價」的「正式撥款有否花光了的問題，而是為什麼短期內造價火箭上升，可以全無監察、控制，公帑的開支，竟然全由少數人無須負責地暗地作出，社會人士感到這是由嚴重的行政失誤，以及民主監察的漏洞所導致。自始焦點都是政府和馬會等有關機構的決策，原則上和科大這個教育機構(除少數高層決策人士外)的運作無關。要問責的是那班官僚和權貴。

這篇鴻文沒有署名，只能推想是學生手筆，目的好像是要為科大挽回一點遭玷污的聲譽，可是這種運用「偷換概念」的詭辯法，至多只能「護短」，而且愈描愈黑。可嘆的是，在科大這個先天地不能讓人文及社會科學健全發展的學府裡，學生的社會意識竟只及「辯論學會」之類所提倡的那種水平。同學愛校情切本非罪過，揚長避短亦乃人之常情，然而詭辯砌辭，又是否增強學院聲譽的正途呢？

歸根結柢，有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大學。當西方現代社會普遍反思過去單方面強調科技萬能，使科技理性變成新的宰制，警覺到唯科技是尚的體制，只能產生「科技官僚」之際，大學以「科技」為名，本就有逆道而行，自抬身價之嫌。想亦只有在香港這塊缺少批判精神、異議意識淡薄的殖民地，才可以讓「唯科技論」橫行無阻，並且視民主、責任之類如無物。這是科大建築超支一類醜聞的社會背景，而將之放在整個過去由殖民地權貴和官僚所把持的香港社會去看，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退一步說，真正的「科技官僚」還有可取，因為他們尚且尊重客觀理性，在事實面前，不會狡辯。科大的科技水平未受考驗，但是，作為未來香港科技官僚的培訓場所，作為日後治港精英接班人的搖籃是無可懷疑的(這點不用搞「開放日」，社會人士也會明白)。對社會來說，最可怕的其實不是「科技官僚」，而是只成「官僚」，郤無「科技」。

官僚習氣不純是一個科技課題，而是一文化現象，文化的傳承和感染，剛好又賴於教育機構。有怎麼樣的大學，就有怎麼樣的大學生。大學既是社會體制一部分，本身也是一個官僚架構，固守建制立場，維護既得利益已是通例。惟是大學生應有獨立思考，保持異議的空間，如此才能抗衡官僚習氣。香港的大專學界，過去素有異議傳統，活躍的批評風氣，以致有參與校政，監察校政的提倡。然而這點精神，今日自來亦有燈滅之虞。

異議不等於凡事必反，而是要保持批判性的距離，如此才可免言論一律。學生不用照搬老師所教，老師不一定要認同大學校政，大學亦不必然要為官府說－否則的話，什麼「一家親」，什麼「大學與師生一體」，也只會成為空話，更甚的是被利用來為「子為父隱」一類所為提件歪理。
大學開放日從來都是賣面光的事情，學生要怎樣修補形象，由各式「公關男女」去做好了，學生的「本份」倒反是讓社會人士知道，在「勞斯萊斯」的大學校舍，過的是否是「勞斯萊斯」式的生活。納稅人的金錢，有多少是放在改善真正的學問追求者身上，以利學問的探尋，思考和人格的培養，還是只不過是金光玉砌，徒具虛名，或只求器物之勝。

「特刊」有另文談及一點，說科大「尚算是一所新的學府，若要談論它的文化傳統，無疑是言之過早……」，此話只說對不半，因為「科技主義」的文化其實早已先於科大存在，問題是科大在多大程度上全盤接受這西方現代社會的糟粕；而如果要另談所謂「大學精神」，根本的指標就在於大學是否只是「知識工廠」的別名，獨立思考的異議批判精神能有多少發展的空間，而決定這精神能否發展，其一個重要因素正就是學生自己。科大的學生與「公關」同調，只是異議精神衰敗的表象而已。

中大近日因為學生中間出現以粗口地下刊物及驚世駭俗的漫晝為形式的反叛文化(見《東周刊》)，尚能一時激起那一池濁水。但在香港整體的大學生「合模」趨勢下，恐怕亦會只是異議精神「花果飄零」下孤單的一瓣罷了。

本末倒置的大學年制爭議

2004-10-25T08:11:00.000-07:00

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

大學校長們在北京預委會開會場外，公布意圖要在九七回歸之後翌年，開始恢復行四年制。此事不但引起輿論嘩然，港府驚訝，亦引起校園內外，議論紛紛。對好辯者，年制之優劣，自是上佳談論的題材，但對曾經熱切捲入中大有關的「保四」運動的上一代，校長們此一表態之舉，實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為大學即將回復四年制而感惶惑不安的，理應是當日力催要強迫中大四改三的香港教育建制人物。不過，雖然這班人不少已轉投中方陣營，但對這次轉制之議，至今大部分都噤若寒蟬。當年他們力陳的四年制浪費資源高調，亦不復多聞。究竟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他們明知大學年制的爭議，已不可避免地變成「反殖反英」的象徵之爭底下，還會否擇「善」固執，力陳「英制」的好處，抑或隨風轉軑，實在是香港政壇政治操持的一大考驗。

不過，雖然近日在「文化回歸」的大理路底下，不但有國內學位自動承認之議，有加強國民意識教育之議，四年制的政治靠山實力雄厚，行情看漲，但對於那些曾支持中大「反四改三」運動的人，也實在沒有多少值得高興的地方。因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改制若果成事，也不是當年師生上下共同推動的勝利戰果，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由官僚改制或政治施壓所帶來。況且，雖然四年制的回復，的確是英式殖民地文化教育霸權開始衰落的徵兆，然而這改制事實上是否針對著當前香港大專教育的根本問題而發，倒是十分可疑的事。

香港的大專教育，歷來都被指為弊病叢生，從學校的分等分級，學術水平低下，以至學生教師的治學風氣散漫，研究成果缺乏，都是一些久已如此的現象。過去，對大專弊病的診斷，幾乎無不推到殖民地政府身上。稍為再深入或激進一些的看法，或會再指出殖民主義背後的資本主義體制，及以功利掛帥的價值觀，但對殖民政府的責難，已近乎隨口說的地步，彷彿只要殖民政府大發善心，俯順民情，又或者有朝一日，政權變色，新的非殖政府就能撥亂反正，大專教育就有光明前景。

今天，政權易手果然出現，一切以前在殖民地下難以想像的事情，都有可能實現；大學年制是一樣，學界中政治忠誠的轉易又是一樣。不過，政權轉變容易，大學延長一年也沒有重大困難，難以改變的反是學院上下的學風。當年的「反四改三」運動，能夠至少在中大上下，達成團結一致，就是因為在中大有活躍、積極的學風。從師長到學生，以至校方高層，都有一股抗衡社會惡劣趨勢的持異議的勇流。但反觀今日學院內外，又有多少學生有追求理想主義的主動，有多少師長堅持完人教育的原則，警覺和批判金錢和權力對學術的支配。

不要忘記，中大的「反四改三」運動，雖然在七十年代曾有短暫的勝利，使政府一再推遲計劃，但中大以至其他受資助大專，其統一於三年制底下，卻是在八十年代校園內外都泛不起半點波瀾的情況下，在所有這些院校的校方，都與政府充分合作底下完成的。這可不是殖民政府用什麼強行立法來迫令改制。當時，「明白」四年制才是較優學制的「學術良知」，又有多少個曾提出異議呢？

如果說在殖民主義的年代，政權控制文化、學術和教育的發展空間，學校若不俯從的話，根本別無討價還價的能力，那今天我們應問的是，究竟九七回歸之後，這種仰賴政權來保證學校和學術機構生存，並規範其制度的「殖民主義」境況，究竟有沒有改變。今日要求「三改四」的做法，是削弱了殖民主義底下的學術依附性，還是強化了這種學術的依附性？

七十年代的「反四改三」運動，無疑是香港反殖民主義的文化抗爭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原因是「反四改三」的重點雖在維護年制，但整個精神是爭取廣泛的教育自主權，把教育從官商壟斷的體制解放出來，為社會求取更大一點的人性空間，思想空間。「反四改三」運動，雖然目標是向殖民政府施壓，向社會闡述學人的異見，但真正持久地開拓了的，是大學校園的敢言、批評、組織自助、追求理想的自由學風及學運傳統。曾經熱切投入這些運動的同學無不理解到，無論建制內的年制怎樣，真正令完人教育的理想達成的地方，始終不在課堂上，而是在學生會、報社、屬會、宿舍……這些地方，裡面進行的是種種以政治參與，文化爭辯所組成的「非形式教育」。

要維護和培養這些條件，絕不是UPGC計劃可以算出來的，因為那絕非人力統籌科能了解的「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更重要的是，學生能啟發這種理想主義追求的自發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師長輩以身作則，以「身教」不只是「言教」。師長的言行操守，忠誠執爻，能夠教化出學生善用時間，珍惜青春的積極態度，而這才是任何完人教育能夠實現的基礎。但今日，香港政治環境急劇變化下，看來早被殖民主義整治妥點的大專學界，並無多少樹立剛正學人情操的氣候。相反，朝三暮四的治校哲學，朝秦暮楚的政治作風充斥校園。為師之道尚且如此，治校之道尚且這樣，我們又怎能怪學生的道德水平、學養素質下降呢？四年制能回答這些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