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末倒置的大學年制爭議

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

大學校長們在北京預委會開會場外，公布意圖要在九七回歸之後翌年，開始恢復行四年制。此事不但引起輿論嘩然，港府驚訝，亦引起校園內外，議論紛紛。對好辯者，年制之優劣，自是上佳談論的題材，但對曾經熱切捲入中大有關的「保四」運動的上一代，校長們此一表態之舉，實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為大學即將回復四年制而感惶惑不安的，理應是當日力催要強迫中大四改三的香港教育建制人物。不過，雖然這班人不少已轉投中方陣營，但對這次轉制之議，至今大部分都噤若寒蟬。當年他們力陳的四年制浪費資源高調，亦不復多聞。究竟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他們明知大學年制的爭議，已不可避免地變成「反殖反英」的象徵之爭底下，還會否擇「善」固執，力陳「英制」的好處，抑或隨風轉軑，實在是香港政壇政治操持的一大考驗。

不過，雖然近日在「文化回歸」的大理路底下，不但有國內學位自動承認之議，有加強國民意識教育之議，四年制的政治靠山實力雄厚，行情看漲，但對於那些曾支持中大「反四改三」運動的人，也實在沒有多少值得高興的地方。因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改制若果成事，也不是當年師生上下共同推動的勝利戰果，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由官僚改制或政治施壓所帶來。況且，雖然四年制的回復，的確是英式殖民地文化教育霸權開始衰落的徵兆，然而這改制事實上是否針對著當前香港大專教育的根本問題而發，倒是十分可疑的事。

香港的大專教育，歷來都被指為弊病叢生，從學校的分等分級，學術水平低下，以至學生教師的治學風氣散漫，研究成果缺乏，都是一些久已如此的現象。過去，對大專弊病的診斷，幾乎無不推到殖民地政府身上。稍為再深入或激進一些的看法，或會再指出殖民主義背後的資本主義體制，及以功利掛帥的價值觀，但對殖民政府的責難，已近乎隨口說的地步，彷彿只要殖民政府大發善心，俯順民情，又或者有朝一日，政權變色，新的非殖政府就能撥亂反正，大專教育就有光明前景。

今天，政權易手果然出現，一切以前在殖民地下難以想像的事情，都有可能實現；大學年制是一樣，學界中政治忠誠的轉易又是一樣。不過，政權轉變容易，大學延長一年也沒有重大困難，難以改變的反是學院上下的學風。當年的「反四改三」運動，能夠至少在中大上下，達成團結一致，就是因為在中大有活躍、積極的學風。從師長到學生，以至校方高層，都有一股抗衡社會惡劣趨勢的持異議的勇流。但反觀今日學院內外，又有多少學生有追求理想主義的主動，有多少師長堅持完人教育的原則，警覺和批判金錢和權力對學術的支配。

不要忘記，中大的「反四改三」運動，雖然在七十年代曾有短暫的勝利，使政府一再推遲計劃，但中大以至其他受資助大專，其統一於三年制底下，卻是在八十年代校園內外都泛不起半點波瀾的情況下，在所有這些院校的校方，都與政府充分合作底下完成的。這可不是殖民政府用什麼強行立法來迫令改制。當時，「明白」四年制才是較優學制的「學術良知」，又有多少個曾提出異議呢？

如果說在殖民主義的年代，政權控制文化、學術和教育的發展空間，學校若不俯從的話，根本別無討價還價的能力，那今天我們應問的是，究竟九七回歸之後，這種仰賴政權來保證學校和學術機構生存，並規範其制度的「殖民主義」境況，究竟有沒有改變。今日要求「三改四」的做法，是削弱了殖民主義底下的學術依附性，還是強化了這種學術的依附性？

七十年代的「反四改三」運動，無疑是香港反殖民主義的文化抗爭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原因是「反四改三」的重點雖在維護年制，但整個精神是爭取廣泛的教育自主權，把教育從官商壟斷的體制解放出來，為社會求取更大一點的人性空間，思想空間。「反四改三」運動，雖然目標是向殖民政府施壓，向社會闡述學人的異見，但真正持久地開拓了的，是大學校園的敢言、批評、組織自助、追求理想的自由學風及學運傳統。曾經熱切投入這些運動的同學無不理解到，無論建制內的年制怎樣，真正令完人教育的理想達成的地方，始終不在課堂上，而是在學生會、報社、屬會、宿舍……這些地方，裡面進行的是種種以政治參與，文化爭辯所組成的「非形式教育」。

要維護和培養這些條件，絕不是UPGC計劃可以算出來的，因為那絕非人力統籌科能了解的「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更重要的是，學生能啟發這種理想主義追求的自發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師長輩以身作則，以「身教」不只是「言教」。師長的言行操守，忠誠執爻，能夠教化出學生善用時間，珍惜青春的積極態度，而這才是任何完人教育能夠實現的基礎。但今日，香港政治環境急劇變化下，看來早被殖民主義整治妥點的大專學界，並無多少樹立剛正學人情操的氣候。相反，朝三暮四的治校哲學，朝秦暮楚的政治作風充斥校園。為師之道尚且如此，治校之道尚且這樣，我們又怎能怪學生的道德水平、學養素質下降呢？四年制能回答這些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