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氣的傳播與政治

Writings Bi-monthly, 1996

近年香港的出版界日漸流行一種名人專訪的新書種，報張亦喜歡設立名人專訪的版面，一些做這些人物專訪的記者自己亦是社會知名人仕。如果我們回顧人物專訪這類出版物的發展，當可發現在其中的香港歷史社會烙印，也可以看到香港人的媒體消費方式和想像世界的轉變。香港的通俗人物專訪，過去幾乎只集中在「富豪列傳」一類，這反映出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香港讀者一般地感興趣的，大都屬於事業有成，家勢顯赫的上流社會人物。這些富豪的專訪，不外是隱惡揚善、樹碑立傳式的文章。要不就是以揭秘式的筆觸，搜羅上流社會的私人關係，親族網絡，以提供資料，滿足讀者的好奇心。

八十年代由於香港主權問題出現，香港政治前途受到關注，中國政府提出「港人治港」的方針，社會上亦涌現了一陣子所謂參政論政的熱潮。過去被傳媒視為社會邊緣的政制改革派、社會運動參與者，在新的政治關注下取得從前只專屬於上流社會的社會地位。當時支持這條「港人治港」路線的，是本地成長的一代，社會知名度較低。幾家有中國背境的出版社，如南粵、廣角鏡等，為了和這一批積極響應中國收回主權，提出「民主回歸」口號的新社會領袖做勢，亦主動加以配合。除了資助出版這些新的參政人仕的言論或文章外，亦策劃出版了好幾個名人專訪系列，將「新一代」政治人物的思想生平，以對談，答問的方式詳加記錄。陳毓祥的「香港精英系列」就以「香港新生代」為名出版過一個比較詳細的訪問集，目的很明顯地就是為這些有潛力作為未來治港港人的新精英人物做勢。

踏進九十年代，中共當局的對港政策，因著種種原因，包括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起了很大變化。八十年代末期這些「民主派」人仕就基本法的草擬和中國當局的分歧亦不斷加深。基本法對民主治港承諾很明顯地倒退了很多，中共採取更為靠近上層「轉軑」的舊權貴，與傾向民主自由的中產階級改革派多生齟齬。經過多番組黨潮流，政治人物亦分別歸入不同的政治組織，彼此政見的歧異亦比較大。在這個情況下，有中共背境的出版機構當然失去為「新生代」立傳留名的動力。這些以「新生代」為名的人物專訪計劃，九十年代初基本上消失了。

但在另一方面，議會選舉的政治在八十年代末正式開展，各方很快便察覺到電子傳媒的重大影響力。在爭取建立突出形像，使選民留下深刻記憶的時候，人物性格便成為「政治市場」上的最重要賣點。不少以前還是擅長於寫分析性，思想性文章的新政治人物，都拋下了意識形態和理論問題的探討，反而著意個人的名人形像。形像的消費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文字，所以文字媒介也只能作為影視媒介的寄生物而存在，一些人物的傳記更純粹為選舉的需要而編寫。由於中國政權和香港的改革派人物結盟的日子過去了，而出版界亦日漸為親中國的左派集團所壟斷，而雙方都缺乏建立和深化政治空間的動力，也沒有招攬新政治人物、建立新精英階層認同的動機，餘下來對人物專訪有興趣的出版商便只有走更通俗路線的出版社，例如「明窗」一類。亦正因為人物專訪再次要向市場導向的出版商靠攏，人物專訪的寫作方式亦隨之而改變。

人物專訪在新聞寫作中並非新事，相反地，訪問本身即為傳統新聞學訓練的重要一環。訪問名人也並非一種特別的發明，報紙的娛樂版也早就以此為主要的吸引點，鞏固著流行文化中的「明星」制。再者，將敘述焦點集中在個人生平，際遇和生活軼事的寫作，也是傳統傳記文學的特色。不過，無論是正規的新聞寫作、娛樂新聞的採訪，和學院派的傳記文學，都不能代表九十年代香港名人專訪的特色。若從文類劃分的角度來，九十年代的這些名人專訪，毋寧是以橫跨了上述幾種「傳統」寫作方式，進行了文類上的雜交為它特別的地方。

就以這批名人專訪錄當中比較突出的作者毛孟靜來說，她的作品就讓人明顯看出這種雜交的現象。在她三本出版了的訪問錄，即《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毛孟靜三十訪》中，選訪的對象包括了政界、商界、報界、學界，和文化界。訪談的焦點也不拘於一直以來對不同訪問文類的固定渴求。傳統歌功頌德，隱惡揚善的「大」人物素描，固然不是毛孟靜的訪問特色，她選訪對象的多元化，也不足以成為界劃甚麼「新一代」圈子的名單。相反地，「知名度」變成惟一的標準，無論是從事甚麼工作、以甚麼知名，只要是在媒介，特別是電視媒介有相當的曝光率，都可以成為被訪的對象。不少報章的名人訪問版亦採取這種多元化的策略，將不少不同類的人物都「共冶一爐」。

如果以傳播媒介是社會公器，大眾應有基本的權利在媒體上發表意見、言論、見解的角度看，名人專訪近幾年在選訪對象上的開闊，似乎是一種社會聲音多元化的好現象。特別是在報章上不斷開闢的篇幅正在需要擴大人物的類型。社工、教師、戒毒者、環保人仕......都有一些機會在這些人物專訪中亮相。然而主流的受訪人物，仍然是所謂知名人仕。而能夠收入成書，在書市繼續流傳的，仍然是以知名度掛帥。以毛孟靜的幾本名人專訪來說，我們雖然看不到露骨的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言辭，但編寫名人事蹟，鞏托成功人仕形像，滿足讀者對窺探名人成功秘訣的慾望卻絕不欠奉。和過去那些只管塑做典型人物，例如「富豪列傳」等文類不同的是，毛的名人專訪並不硬銷奮鬥故事，也不純然為這些「闖一番新事業」的英雄添補一些陰性的溫馨人性面或家常軼聞趣事，而是將受訪對象都編置在一個「成功人物」的萬花筒般的世界去。人物的性格、形象，甚至談話，都是給切割和粘貼到這個名人榜上。為了將讀者焦點從個別人物轉到名人榜，以致編寫這個名人榜的作者本身，毛孟靜更發展出一種寫作的風格，挪用一種如視象媒介的跳接方式，將一篇訪問分割成很多獨立，互相未必明顯連貫的片段，將訪問者與被訪者的對談關係差不多完全隱沒掉，同時亦脫掉了傳統式訪問報告的覆述語調，因而免去了訪問者自己對訪問的動機和背境的交待。在傳統的訪談中，這些交待往往是訪問者本身主體性的顯現和作為述者敘述責任的指標。然而，在鏡頭跳接式的寫作當中，一切的訪問都好像是理所當然地就存在著，被訪者的言談自成一套沒有章節，只有斷句的話語。它們的存在，被記錄下來，就只是某個性格定型和形象一閃而過的時刻。他們的「真實感」是建基在「名氣世界」那種「虛擬真實」之上。

在《勝讀十年書》的自序中，毛孟靜將這種訪談寫作的操作，以這個方式概括起來，她說：

「人物訪問篇大概像一面鏡子，被訪者站在鏡前，鏡中映像，會出現光學上的偏差，但到底也就是這個人了。
亦視乎照鏡當兒的氣氛構圖。
鏡中的眾生臉譜，都有一個故事，每次去訪後，都似帶回一本書。」

以毛孟靜廣泛的傳媒經驗，當然不會不明白，媒介不可能是一塊透明，只會讓光線原原本本通過的平板玻璃，而是充滿由於取角，折射而形成的不同選擇，這些選擇自然是主動的，有主體參與其中的選擇，而不是純然物理的「光學偏差」。於是乎，氣氛與構圖就不可能只是當下兒的事，而是扭動鏡頭的手指所造成。將不斷跳接著的鏡頭簡化為鏡，承認了偏差，構圖的存在，卻又要說文字/鏡頭底下的「到底也就是這個人」，但---「這個人」又「到底是」怎麼樣的人呢？似乎，名人專訪的訪者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歸根結柢的問題，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被訪者始終能夠以「名人」這個「人」的模樣存在、流傳、被談及便可以了。「名人專訪」所從事的是生產「名人」的工作，只要是能夠合乎這種生產的材料，「名氣」的生產流水線一樣會為這些產品修飾包裝。

「名人」的生產，正如任何商品生產一樣，是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文化產物。一方面，資本主義是將一切變成可交換的價值，於是任何個性和特質都可以被埋沒掉和蒸發掉，活生生的作為人的勞動者，被剝削規律和資本累積規律平板化為抽象的勞動時間；然而，在先進資本主義，生產不再是單純的物質生產，而是生產符號、地位和各種各樣的象徵物，因為消費需要並不局限在基本的物質溫飽的滿足。人的個性、特質一樣變成可供消費的對象，作為商品的個性一樣是隨商品的規律被不斷製造和再製造。「名人」這項商品的賣點便正好是人物的性格。

要捕捉人物的性格，媒體的生產者便要具備雕塑和鑄造這些性格的技巧和能力。在電子媒體主導的傳播世界，名人的曝光時間，節目的編排，以致取鏡、化裝和服飾，都是專門的形象設計學問。而作為這一大套複雜的生產流程當中的文字媒介，就不是要求一種更為精巧，而是破碎的書寫技術。文學性寫作所依賴的抽象精緻的符碼，不適合電視媒體，亦不適合依附於電視媒體的訪問寫作。

傳播學者費克斯和赫特利(Fiske & Hartley) 以中古世紀的遊唱詩人所扮演的角色來說明電視所擔當的「吟詠功能」(bardic function)。遊唱詩人和現代的所謂作者(author)不相同，他們沒有個人創作的觀念，他們只是根據聽眾所處的文化需要整理組織出一套又一套的故事或訊息，從這些訊息來強化肯定聽者對自己和自己文化的感受。電視和遊唱詩人相似之處，是兩者都不斷努力把聽眾的原有認識視為既定的，電視上的故事只是被援引以鼓勵受眾對這些原有認識的共鳴和認許。

作為以電視為中心派生出來的香港文化，名人訪問是要來鞏固社會對名人名氣的既有世界觀，將這些認知世界和理解生活經驗的分類系統反覆衍生。在一個存在著廣大的新中產階級，而這個上升之中的階級亦正急忙在政治的迅速變動中找尋肯定自身的成功和優越地位的香港，名人定義的普及化正好是符合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需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特有的這種名人文化，和歐美一些對類似問題的不同判斷。

傳播學者Ien Connell曾經針對下流小報(tabloid press)在娛樂新聞對名人的生活起居，以致緋聞怪行的報導，提出一種庶民主義的(populist)的解讀方式。他認為它們是一種受大眾歡迎，針對名人的「狂想式報導」(fanastical reportage)。這些報導以挖苦的方式，挖窟這些名人生活的偽善，証明他們一方面享受奢華生活，一方面卻又醜聞多多。受眾從閱讀此等報導中獲取愉悅的快感，因為此等報導引証了普通讀者對社會存在不平等的看法，小報透過道德化的揶揄來揭發上流社會的陰私，滿足普通人對上流社會既妒且恨的心態。因此，雖然從正統的新聞學角度，這種名人緋聞的濫觴，是一種可悲的「新聞娛樂化」的徵象，但受眾是將某種社會不滿的情緒寄託在這些名人「八卦」報導當中的。

在香港，揭秘式的低俗小報新聞形式，以所謂「淫賤雙周」為代表，早已招來不少同樣是泛道德化的批評，Connell所述及的庶民式閱讀，大體上亦存在於香港的普羅受眾當中。然而，在香港這個階級界限如此不為意覺和注目的地方，對名人新聞的閱讀，就更難顯示出那種抵抗性。特別是當我們留意到，以追逐名人名氣為特色的媒體操作，是在更廣泛的層次展開。不單只娛樂界的明星制競爭白熱，名人也不一定是局限在那些富豪貴族，名人/明星的文化更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遍及學界、政界、官場，甚至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在香港，特別是踏進九十年代之後，「名人」這概念已經包羅很廣泛，而傳媒作為「名人」「名氣」的生產者，已經不僅是被動地整理與受眾原有認識有共鳴的素材而主動和積極地介入這種以中產階級世界觀為核心的名人生產流程當中，樂此不疲。

過去狹義的娛樂界名人，是以其歌影藝的造詣而成為名人，另外就是那些官商巨賈，以其財勢或公認的社會地位而成為名人。他們奢華炫耀的生活方式，成為普通人以艷羡的態度窺探的對象。但隨著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的神秘感在急速轉變的時尚消費潮流沖刷下日漸消失，娛樂新聞報導的方式就日益變成不單只是為反映透露某一階層的生活的窗口，反而自己成為製造這些可欲的消費對象的機制。焦點於是放在搜羅和放大一切可以成為可消費形象的人物或故事，是人物性格而非人物的財富地位成為賣點。在這個情況當中，中產階層的事業成功和奮鬥的故事，與及從中反映出來的人物性格，就更為有趣味和賣點。這種中產階層對自我認同的渴求，和中產者與富豪們的界線的含糊化，適足以大大減弱閱讀這些名人「八卦」新聞時的抵抗性。

在各式人物共冶一爐的虛幻共同體中間，人物形像和性格本身就成為新聞中的新聞，娛樂中的娛樂。受眾在娛樂新聞甚至是政治新聞、時事新聞中搜索各式各樣的人物形像和性格，投射和發洩生活的壓抑和慾望。這種連續搜索的過程，使娛樂表演的時刻永續，台前幕後的分別已經不大，觀眾關心在「幕後日常生活」的名人形像，可能比起他們關心「幕前」表演還要認真。將這套名人名氣的生產方式移植到政界人物身上，受眾所關心的是人物性格，遠多於政治見解和思想。

就以毛孟靜的人物專訪為例，雖然她的突出之處是憑藉她的新聞工作經驗，將不少政治人物帶進更廣泛的普羅讀者的世界，但她並沒有將政治的尖銳性甚或批判性帶入普及文化的領域，反而是將政治人物化，間接地是助成將政治娛樂化。不少文化研究的論者都曾經指出「新聞娛樂化」的趨勢，並指出煽情的新聞處理手法，和對具感官刺激功能的新聞題材的誇大。但這些批評都仍沒有將這種新聞業的運作文化所產生的長遠政治影響指出，特別是忽視了「名人政治」將「政治名人化」的具體運作。事實上，政治的「名人化」是將政治人物還原為角色、性格之爭，將思想、利益和政見的分歧描劃成態度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進行這些還原，簡化的，是不經反思，沒有思索和爭議、檢討餘地的社會常識。這些常識將新聞納入一個個不同的戲劇敘述結構中去。不同類型的敘事需要不同的角色，而不同角色是經過重重的常識定型化程序而被反覆的製造出來。而在這些大量地被援引的常識定見中間，卻隱藏了在每個新聞人物的性格「獨特性」背後，那套生產和消費著這些定型和形像的政經機制。

在毛孟靜的名人專訪，我們可以看見這樣的起題：
「劉慧卿無敵惡女人；
洪清田文藝青年搞政治；
遊行專家曾健成；
劉山青唔會借殼搞政治；
馮檢基死都唔認投共......」(1995b)
「政治發燒友盧子健；
陸恭蕙衝鋒陷陣為明天；
陳毓祥盡爆前恥......」(1995)

在這些政治人物當中，有不盡相同的政治信念。但在「名人」這個分類系統中，就只有一個定了型的性格，在香港政治舞台上的指定角色。姑勿論這些用以將性格突出的標題用字，放在當前論述上對受訪者是褒還是貶，也無論起這些題的作者或編輯們如何辯說那「只不過」是剌激讀者閱讀動機的「純粹」修辭，它們都不約而同地是依從同一個關於香港中產階層的神話式敘事出發，那就是「香港年青精英按不同性格和態度來搞政治」，「香港就是一個由這些各具個性的人所創造的香港」。關於香港成長的神話，就是這樣無聲無息地被再一次覆製。讀者能夠開拓的政治想像就被框限在這個與他們大部份人都顯然無關的界限之內。

在香港，影視的大眾媒體發展，領先於大眾民主政治的開放。無線電視的出現，比起區議會普選，足足早了二十年。在牛步發展的民主開放步伐底下，政治人物和群眾的交往，每每及不上電視上的曝光率重要。愈是全港性的政治人物，依賴主要影音媒體去塑造形像的情況就愈高。人物專訪的書種，其存在的空間是在於作為人物的形像製造工業的一環，將電視屏前觀眾的消費模式擴展到閱讀領域，將人物本身的表演場地從講台、舞台或螢幕之前，帶到過往視為私人空間的生活或經驗或回憶。將這些私人領域都納入人物形像的構圖中去，暴露在公眾的眼光底下，逾越了公私兩大領域的分界。這種跨越無疑擴展了政治的範圍，公眾空間的政治和政策討論不再局限在議會殿堂，市民了解政治事務和動態的機會增多了。

不過，我們在這種看來是「民主化」歷程所帶來的「進步」背後，亦要分析「形像政治」的運作特徵。一方面，形像政治支配了政治運作的發展，成為政治事務中主宰一切的語言。這個時候，不再是由政治思想和人物本身按自己信念或所隸屬階層的利益去表達政治判斷和意見。相反地，政治意見反過來服從於這套由形象的語言所界劃出來的符號體系。每個政治的參與者都只是在這套主導話語中找尋自己的角色和身份，一個為符號政治的世界安排好的適合位置(niche)，而不是按政治信念和社會關係來奠立每個人的政治認同。

另一方面，受眾對名人的動態、生活和經驗感到興趣，是因為這些文化消費品可以在受眾的想像世界提供滿足慾望的方式，而不是提供參與的機會，降低異化的社會下人們的無力感。再加上這些慾望，無論是由反感所投射出來，還是因羨慕、仰望而導致，都不會提升讀者對社會整體有一種像精英批評家所具備的批判性認識，而是在原來的社會常識和人們的社會經驗出發和遊走。如果有幸不是延製和維護對建制的忠順和膜拜的話，它可能做的也不是整全的社會批判，因為其焦點是集中在個別的人物（personalities)身上，而不是背後的社會結構。就一如在「八卦」新聞中，報導上流社會的奢華生活，除了可提供某種代入性的幻想之餘，還隱藏著某種社會譴責的可能的話，那可譴責的並不是不公平本身，而只是上流社會名人對其所享社會優勢的濫用而已。

要認識這些形像政治的規律，不是說我們只能對急劇變化的傳媒和政治生態作懷鄉式的忿怨，也不是主張對主流的媒體運作以「大拒絕」的方式去迴避，而是要指出名人名氣的生產，大體上是依從一個主流強勢，客觀效果是以遏制性為主的保守政治邏輯，所以各種以前是不受人注意的人物，一朝成為被訪名人，並不代表他們的訴求在社會的公眾空間建立了發言的位置。真正的具抵抗性(resistant)的發言位置，是需要有更長遠和更堅實的社會運動工作去支持的。



書目

陳毓祥(1990)《香港新生代．陳毓祥對談錄》(一至三冊) 香港：南粵出版社
毛孟靜(1995)《毛孟靜三十訪》香港：明窗出版社
毛孟靜(1995a)《與君一席話》香港：明窗出版社
毛孟靜(1995b)《勝讀十年書》香港：明窗出版社
Connell, I. (1992) “Personalities in the Popular Media” in Dahlgren, P. & C. Sparks (eds.)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Fiske, J. & J. Hartley (1993)《 解讀電視》台灣：遠流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