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名辭泛濫 實踐反省貧乏－－ 從《民間抗爭》的一些歷程說起

<基進論壇>

歷史回顧的書寫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不單是因為材料收集和認識的狹窄，更是因為歷史書寫的形式，往往要求作者在事件片斷中添加一些連續性，讓人們可以握得著歷史的意義。有時候，人們是很樂於為歷史事件編上這種連續性的，特別是當他們宣稱「承先啟後，繼往開來」，而參與政治與社會運動者往往要有這種感覺來了解和總結自己的成與敗得失。不過，現實中的歷史卻往往是片斷的跳接，偶然性大於延續性。

香港政治層面的民主運動，的確不斷試圖為自己建立歷史延續性。從主流的觀點看來，這些民主運動發端於七十年代的社會民生抗爭事件，一直到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所帶來的議會改革和選舉運動。這個民主運動由雛形發展到成熟的故事，往往以八十年代末的為爭取八八直選的高山大會作為高潮，因為那一次大型聚會，標誌著「民主派」這個認同旗號正式成立。乘著收回主權所涉及的政改議題和引起的傳媒關注，民主運動的旗號成為香港政治發展的焦點。及後八九六四，把這個民主運動的焦點，放大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香港民主派領導，不單成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核心，香港的民主運動，更被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的樞紐。八年以來，這些大構想並無落實，政治民主運動的力氣，還是花在本地議會改革的議題上。由港同盟到民主黨，由高山大會到美國總統克林頓會見李柱銘，香港的議會民主運動不但成形，而且建立了牢固的地位，民主政客的政治技巧亦日趨成熟，再不是八十年代初的書生論政。

不過，這條以議會民主為軸心的民主運動發展軌跡，並不都是一往無前，不曾碰上異議的。當九二年第一次立法局引入直選，非議會導向的民主運動呼聲已透過《民間抗爭》的出版而首次出場，在吸引著絕大部分的民間組織動員力量的議會選舉之外，另類民主運動的理念已開始流傳散播。作為「民間社會」這理念和非議會導向社會運動的主要討論場域，《民間抗爭》曾起著竄擾的作用，提出選舉政治以外的民主運動課題。由出版到長期暫時停刊以來，《民間抗爭》擔當了提出議題的角色，但本身作為一個集合意見，引起交流對辯的渠道，顯然未能做到。雖然《民間抗爭》的版面原來是為各門社會運動提供一個園地，但結果只有經常進行社區行動的一些居民組織和社工中間，《民間抗爭》才曾經掀起實質討論。在其他社會運動界別，《民間抗爭》並未引來太大的關注。部分社工將民間抗爭的理念操作化為社會行動的指導原則，更使不少人將民間抗爭等同於激烈的社會行動。

雖然如此，在論述(discursive)政治的層面，民間抗爭作為一個符號，卻已在這五六年間走進主流的政治話語。傳媒上「抗爭」一辭已成一習用語，「民間」一辭亦開始有不少人談及。特別是當中方另起爐灶的方案敲定，立法局直通車不能落實之後，回到民間去的提法，無論是說者真心與否，都被逼成為民主政客的一項議題。議會外的抗爭，無論你願意不願意，都將會是七一過渡之後一個不能迴避的事實。如此一來，又好像是《民間抗爭》早已洞燭先機，預告香港民主運動只靠議會改革的單行道是此路不通的。然而，真實的情況卻可能是：像「民間抗爭」、「基層」，甚至如近來亦甚多人應用的「公民抗命」的理念、七十年代的「社會行動」的理念，都僅只是不同形式的流行術語。在這些理念背後的思考並不是人們的關切，新理念的運用其實並沒有帶來新的實踐模式，或對舊有實踐方式的反省。

反省並不是理論家的專利，理論理念的再三澄清，都只是文字層面的事情，重要的還是理念的衝擊有否幫助模塑新的實踐方式？理論名辭是否由反省實踐的困難而孕育？還是只不過是生搬硬套。多搬弄幾個理論名辭，結果仍無法逃出「理論名辭泛濫，但理論反省貧乏」的困境。

因此，問題回到最初的地方，那就是究竟好像《民間抗爭》一類的文字實踐是否有價值和意義的問題。《民間抗爭》的整體理念原是為整個外於政權機器的廣闊民間社會領域建立一個論壇，讓各門社會運動可以交流反省，但問題是在香港這一個地方，社會運動發展至今仍然是受主流議會民主政治的議題主導。在這個霸權主宰的局面底下，是否存在著充足的動力去進行綜合各社運界別的反省和討論？因為各門分割的社運內部，可能大都忙於其逼切首要的議題和工作，根本無暇反省，而反省討論的文化亦不存在，這並非辦一份刊物就可以改變。

邏輯上，解決這個困局的方法，可能就是放棄跨界別的論壇這個想法，把精力放到各門運動中間推進運動的成熟。問題只是這種分割下放的方式，又會否無可避免地墮進主流社會分而治之的管治工程模態。與議會政治相伴隨的是功能團體式的專業主義，那分割的，各自為之的社運，又會否重蹈環運／綠運的覆轍，將新意念的推進迅速為主流體制所收編？不同運動領域之間的批評、交流，又如何可以落實？

台灣解嚴之後，也曾出現過一段各門社運百花齊放的日子，跨界的社運論壇推出一組組的新社會運動的話語，社會運動界的團結面亦相當廣闊。但隨著政黨政治的鞏固，社運陣營的團結面日漸收窄，多份社會運動刊物相繼停刊。反觀香港，具體歷程就有點像在往相反方向走：先是在十多年的過渡期漸次發展議會民主、政黨政治，收編社會運動。但在七一之後，政治寒冬的訊息就好像預示一個事先張揚的戒嚴期。處身這個交錯狹縫的我們，要問的問題仍然是文字理論的工作如何能結連，模塑和反饋改造社會的實踐，以及怎樣的工作形式才能使這些努力以最有效的方法實現。

文字論述從來都不是在抽空的環境下進行，沒有任何話語不是在先前已存在的語境下作出，清理這些論述的歷史具體實況，檢討它們在實踐上的局限，這本來就是批判工作的出發點。就例如社區居民運動長期以來是在社工專業的話語所支配，居民運動的反省似乎要由認真清理社工的專業意理出發。其他的類型的運動，例如工人運動，就有更為交錯的工團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意理背境。學生運動方面，對火紅年代、六四經驗的緬懷，已成了一種傳統。如何開展在這些範疇的批判工作，就不能再無視這些傳統的存在和深廣影響，以為可以硬生生地輸入新的理論語言去取而代之。

在一系列新型的社會運動方面，例如女性主義運動、與性傾向有關的運動、另類文化藝術運動，生態環境運動等等，由於運動的特質和歷史，理論語言和運動發展的關係相對比較緊密，不會有太多人質疑理論探討的意義。但雖然如此，亦不能完全逃出以理論名辭上的工作去替代實踐的危險。

在這些不同的話語和論述戰場之上，我們更不可忽略大政治的主流話語，過去是「中英爭拗」、「民主拒共」，未來又是甚麼呢？社運的另類語言、另類關切，又要和主流的批判發生怎樣的關係呢？過去數年是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在七一轉變之後，社會運動又應和政治民主運動發生怎樣的互動關係呢？

七一之後社會運動的發展離不開大政治環境的變化，但這「離不開」的關係並不是「取決於」的關係，因為實踐和抗爭始終是人們一種重新爭取主動的過程。各門社會運動就是重奪體制下和體制外人民主動權(initiatives)的嘗試。與八十年代相比，香港社會運動失去了由新一代本土精英由殖民政府取得一些政策批判的空間而喚發的朝氣。與九十年代初相比，香港社會運動淡化了六四危機那種逼切感。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政壇的分裂，暴露出民間自主空間的建設，並不是從政權分享權力的政治民主運動所可以取代。但是整體的危機感仍然是社會關注和參與的最大動員力量。

但在七一過渡之後的香港，九七因素已失去推動力，在挫折、無奈、犬儒和幻滅的複雜心情下，社會運動亦如政治民主運動一樣失去主流話語作為(某種意義下的對立面)的依靠，社會運動亦隨之而失去了大的焦點和議題。而作為非議會導向的民間抗爭旗號，亦隨著議會改良所受的挫折而失去了批判的尖銳性和逼切性。這個對於以致力開拓更多元社運空間為目的民間抗爭派來說，這是一個不利的因素。但另一方面，議會政治的寒冬期，亦造就了政治活躍者反思檢討，發揮更大想像，更為關注長遠和細緻的抗爭方式，和重組運動路線的機會。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將會是誰也服不了誰的失重狀態。究竟它會因此帶來一個百花齊放的活躍局面，還是無聲無息地讓體制力量對原有的民間力量進行收編，佔奪民間空間，就視乎社運踐行的策略、步驟和回應。而正因為後七一是一個過去主導的自由主義已死，而新的政治理想話語還未活的時刻，文字和意識形態上的工作和抗爭性質將更形突出。

不過，這種對文字工作的定位，並不能當作是一種知識份子的自我吹噓，因為最後我要討論的是理論和實踐的關係。

Gramsci的術語「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往往被偏狹地理解為將知識份子「有機化」，也就是將知識份子從書房拉出來放到社會抗爭的場所使其吸收有機養份，與運動結連，為運動服務。我以為這個是重大的誤解，也是對Gramsci思想的誤讀，因為在Gramsci理論裏頭，intellectual根本不是個別人的專有特徵，而是任何人都會從事的一種活動，以intellectual活動為自身目標的人，本身就是一個特別階層，也就是他說的傳統知識份子。轉化這些人並非社會革命的任務，重要的反而是令普通人的思行實踐(intellectual practices)有機地連結起來。

因此，從社運角度出發，重要的不是令靠文字工作吃飯的知識份子取得有機身份(使其得以脫罪)，也不是由此把這些人帶往牛棚(使其重新做人)，而是令各種發自不同位置、角色、有著各種局限、缺陷和矛盾的社會實踐(包括思想和行動上的實踐)有機地連結，成為抗衡權力體制的民間抗爭力量，使介入運動的各種人都變成自覺掌握歷史命運的人。既然是要「有機地」而非「機械地」連結社運，互相的扶持、推進和批評就不能或缺，而這也許就是文字工作的角色所在吧。

七一之後，民間回應重臨的殖民主義威脅，關鍵仍然是跨界別、跨角色身份、跨議題的、「有機」的民間社會能否透過活躍的思行實踐(intellectual/reflective practices)而被形塑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