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沙士疫症” 反省香港民間社會的問題

<思> No. 86, Sep. 2005

今年春夏，相繼發生了非典型肺炎疫症和反基本法23條的大示威。毫無疑問，政府的管治正面臨嚴峻的挑戰，這是任何人都能注意到的。但不能忽略的是，香港的民間社會亦正在這巨大的危機中，經歷著一場認真的考驗。

疫症危害所有人的健康生活，大自然的凶惡力量，將現代人類社會所賴以維繫的科技、醫學、理性、安全等，都一一推到其能力極限。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亦進入 “非典型” 的狀態，迫令我們重新估量身邊一切曾經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物。我們一向以香港的現代城市生活及科技進步為榮，但在最近這場災變當中，我們才猛然發覺，香港的社會機體其實是如何脆弱；我們這個事事依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的社會，面對危機時是如何不堪一擊，百病叢生；更重要的是，在醫療體系失效的過程中，人們更深刻地發現背後的社會、政治體系是如何充滿弊端。在在文化意識的層面上，過去人們一貫以為經濟繁榮和政治安定，每個人只需為己籌謀，獨善其身，就可以安居樂業。但在 “沙士” 危機當中，我們才發覺團結互助，自下而上地發揮社會合作的精神，竟然是如此重要。當一切事情都變得不確定，大部分來自官方的安撫、預言和承諾都相繼破產，我們就愈益發覺，真正能讓人發揮力量，回應疫症衝擊的並不是政府，而是各類專業和民間組織。

的而且確，在疫症高峰期間，不少民間組織發揮了積極作用，民間組織和政府的合作，亦比起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密切。然而，細看這次疫症期間的民間動員，我們會發覺大部分都是一呼百應式的短期反應，所針對的都是當前和短暫的事務，欠缺持久組織的根基。而當傳媒上充塞著簡化和浮面的 “香港人萬眾一心” 的形象後， “民間” 這一稱謂已幻化成一種虛無飄渺，沒有實質內容的符號。所謂民間參與，更變成政府慣常採用的那種口號造勢式管治手腕的工具，最具體的例子就是在疫症後期，政府為掩飾其行政失誤，竟試圖以維持社會凝聚作為借口，堵塞反對聲音。可惜的是，雖然輿論上對這些做法有不少批評，但來自民間組織的監察與批評聲音，卻仍相對薄弱，有部份甚至更毫無批判性地附和政府主調，將視線轉移到嚴苛的全面衛生監控，以及鼓勵以消費狂熱來復甦經濟。

雖然，對於政府處理危機的失誤，傳媒上的批評聲音是不絕的，然而筆者要指出的是，在媒體上的批評，最多只能做到動員力量的作用，卻不會將力量組織起來。而且，傳媒上的批評，往往只朝政府的施政失誤而發，欠缺的是對問題的深入反省和批判。一個成熟的民間社會，最重要的是能使社會發展出能自我調整、自我糾正和自我改造的功能，而不單滿足於短期間的鼓動，和只觸及問題表面的批評。民間社會的整體目標，應是使自身成為一個深入檢討和反省社會問題的空間，並從中發展出有效、靈活及有機的組織力量，能夠和日益僵化的政權體制並行甚至抗衡。但是，這個目標只能透過在不同民間力量之間，發展更為緊密的組織和聯繫，以便進行不斷的對話和連結才能達成。

比起年前發生大地震之後，台灣民間社會所掀起的大規模自力救濟運動， “沙士” 危機後香港民間社會的反應，其實是十分被動的。深遠的原因是，自殖民地時代開始，大部份的民間組織，都依重與政府建立緊密的附從關係，而在回歸之後，新的附從關係亦沿襲這種殖民管治文化。大量由親建制人仕所創立的假性民間組織，更隨政權轉移而建立，這些團體往往滿足於為政府充當臨時義工，甚至甘為政府管治機器之伸延，難言爭取民間自主性。

“沙士” 危機的迅速消退，政府想從急忙塑造出來的所謂民間凝聚的 “大局” 下為自己解套，缺乏批判性的民間組織，並未能提出一套總結和反省香港社會體制和健康制度為何失效的議程，或提出如何改革醫療及相關社會體制的明確和可行的訴求。歸根結柢的原因是，眾多專業和民間組織之間，過往甚少有超越個別當下議題而進行反省討論的習慣，也較少彼此呼應、互相支援，發展一種反省和自覺意識的空間，提出另類社會政策綱領和構想。

香港的專業和民間組織相互分割，冷漠地安於 “常態” 的日常運作，其實是香港整個日漸僵化的政治體制的鏡像倒影。例如不少組織具規模的專業及志願團體，過去都忙於本身的狹隘視野，專注各自特定領域的事工，對於香港社會體制性的問題，往往不聞不問。而另外一些比較小型及具相當批判性的新興民間團體(或社運、基層團體)，則傾向將批判性力量，投注於微觀的抗爭空間，或提出烏托邦式的社會實驗和想像，但同時卻迴避了去反省稍大的社會政治議題和政策、策略。簡單來說，香港的民間組織有一部分主動地和政府靠近，另一些則主動地遠離主流政治。但其結果同樣是在自覺或不自覺之間，成為一種 “非政治化” 狀態的共謀者。

七一大遊行之後，這種 “非政治化” 的狀態有了初步的糾正，因為疫症所觸發的社會生活及健康危機，迅即在基本法23條的爭議中，拼合爆發成政治危機，人們對當前體制危機的政治面向，有了更深切的體會。然而，這種對政治狀況的不滿，並未能使香港民間社會，在短期內發展出一種面對自身的 “危機感”，或形成更有效和更廣泛的連結。而由於長期各自為政的局面，甚至連民間力量(廣義地包括專業、志願組織和邊緣新興社運團體)之間的對話，也欠缺了共同的語言。

筆者認為，民間社會缺乏這種反省和溝通的共通語言，事實上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香港目前所面對的，絕非簡單的政治危機(或政府管治危機)，而是一個更全面的社會文化危機，也即是如何從殖民地遺下的臣屬附從文化，邁向民主的文化。在多重危機底下，如果欠缺民間社會的理性自衛和溝通反省機制，民眾怨氣就會繼續毒化社會生機，又或者被導向追尋非常狹窄的政治訴求。民間社會的非自覺狀態和非政治化，會使自己在未來的政治波濤洶湧的變動格局下失去主動性，從而掉失了使香港社會孕育出一種成熟的自我反省機制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