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朝三暮四 朝秦暮楚

──談大學的年制與學風

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

大學校長們在北京預委會開會場外，公布意圖要在九七回歸之後翌年，開始恢復行四年制。此事不但引起輿論嘩然，港府驚訝，亦引起校園內外，議論紛紛。對好辯者，年制之優劣，自是上佳談論的題材，但對曾經熱切捲入中大有關的「保四」運動的上一代，校長們此一表態之舉，實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為大學即將回復四年制而感惶惑不安的，理應是當日力催要強迫中大四改三的香港教育建制人物。不過，雖然這班人不少已轉投中方陣營，但對這次轉制之議，至今大部分都噤若寒蟬。當年他們力陳的四年制浪費資源高調，亦不復多聞。究竟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他們明知大學年制的爭議，已不可避免地變成「反殖反英」的象徵之爭底下，還會否擇「善」固執，力陳「英制」的好處，抑或隨風轉軑，實在是香港政壇政治操持的一大考驗。

不過，雖然近日在「文化回歸」的大理路底下，不但有國內學位自動承認之議，有加強國民意識教育之議，四年制的政治靠山實力雄厚，行情看漲，但對於那些曾支持中大「反四改三」運動的人，也實在沒有多少值得高興的地方。因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改制若果成事，也不是當年師生上下共同推動的勝利戰果，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由官僚改制或政治施壓所帶來。況且，雖然四年制的回復，的確是英式殖民地文化教育霸權開始衰落的徵兆，然而這改制事實上是否針對爻當前香港大專教育的根本問題而發，倒是十分可疑的事。

香港的大專教育，歷來都被指為弊病叢生，從學校的分等分級，學術水平低下，以至學生教師的治學風氣散漫，研究成果缺乏，都是一些久已如此的現象。過去，對大專弊病的診斷，幾乎無不推到殖民地政府身上。稍為再深入或激進一些的看法，或會再指出殖民主義背後的資本主義體制，及以功利掛帥的價值觀，但對殖民政府的責難，已近乎隨口說的地步，彷彿只要殖民政府大發善心，俯順民情，又或者有朝一日，政權變色，新的非殖政府就能撥亂反正，大專教育就有光明前景。

今天，政權易手果然出現，一切以前在殖民地下難以想像的事情，都有可能實現；大學年制是一樣，學界中政治忠誠的轉易又是一樣。不過，政權轉變容易，大學延長一年也沒有重大困難，難以改變的反是學院上下的學風。當年的「反四改三」運動，能夠至少在中大上下，達成團結一致，就是因為在中大有活躍、積極的學風。從師長到學生，以至校方高層，都有一股抗衡社會惡劣趨勢的持異議的勇流。但反觀今日學院內外，又有多少學生有追求理想主義的主動，有多少師長堅持完人教育的原則，警覺和批判金錢和權力對學術的支配。

不要忘記，中大的「反四改三」運動，雖然在七十年代曾有短暫的勝利，使政府一再推遲計劃，但中大以至其他受資助大專，其統一於三年制底下，卻是在八十年代校園內外都泛不起半點波瀾的情況下，在所有這些院校的校方，都與政府充分合作底下完成的。這可不是殖民政府用什麼強行立法來迫令改制。當時，「明白」四年制才是較優學制的「學術良知」，又有多少個曾提出異議呢？ 如果說在殖民主義的年代，政權控制文化、學術和教育的發展空間，學校若不俯從的話，根本別無討價還價的能力，那今天我們應問的是，究竟九七回歸之後，這種仰賴政權來保證學校和學術機構生存，並規範其制度的「殖民主義」境況，究竟有沒有改變。今日要求「三改四」的做法，是削弱了殖民主義底下的學術依附性，還是強化了這種學術的依附性？

七十年代的「反四改三」運動，無疑是香港反殖民主義的文化抗爭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原因是「反四改三」的重點雖在維護年制，但整個精神是爭取廣泛的教育自主權，把教育從官商壟斷的體制解放出來，為社會求取更大一點的人性空間，思想空間。「反四改三」運動，雖然目標是向殖民政府施壓，向社會闡述學人的異見，但真正持久地開拓了的，是大學校園的敢言、批評、組織自助、追求理想的自由學風及學運傳統。曾經熱切投入這些運動的同學無不理解到，無論建制內的年制怎樣，真正令完人教育的理想達成的地方，始終不在課堂上，而是在學生會、報社、屬會、宿舍……這些地方，裡面進行的是種種以政治參與，文化爭辯所組成的「非形式教育」。

要維護和培養這些條件，絕不是UPGC計劃可以算出來的，因為那絕非人力統籌科能了解的「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更重要的是，學生能啟發這種理想主義追求的自發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師長輩以身作則，以「身教」不只是「言教」。師長的言行操守，忠誠執著，能夠教化出學生善用時間，珍惜青春的積極態度，而這才是任何完人教育能夠實現的基礎。

但今日，香港政治環境急劇變化下，看來早被殖民主義整治妥點的大專學界，並無多少樹立剛正學人情操的氣候。相反，朝三暮四的治校哲學，朝秦暮楚的政治作風充斥校園。為師之道尚且如此，治校之道尚且這樣，我們又怎能怪學生的道德水平、學養素質下降呢？四年制能回答這些問題嗎？

捍衛無政府主義

中大新校長就職，學生到場示威，發生衝突。翌日校方高層召開記者招待會，力斥學生為無政府主義者。學生當天行為，筆者非為目睹，故無法置評，但對大學校長對無政府主義的貶斥態度，則認為有商榷之必要。如果學生當日所為，有違校長所認為應有之操行標準，則加強德育可也；如有干犯刑事罪行之嫌，請送官究辦。但如果校長承認，學生行為於思想理據上有所本，則有必要進行細緻之分析、辯論，否則何以服眾於學林？查大學乃思想學術的發源之地，非為順民之製造場。大學領袖要以德才服眾，所以筆者認為要對無政府主義有一公允評價。不避粗陋，我會本如下數點，認為大學應該容受更多的無政府主義。

一、無政府主義乃一源遠流長之思想流派，對歷史文化有巨大影響，實不宜輕加抹煞。無政府主義大師如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等，都是學識淵博，影響深遠之輩。從左翼立場觀之，改革社會的運動，影響近世最大的思潮莫如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本人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從他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辯論中發展出來。馬克思思想成功帶來多場社會革命，但馬克思主義帶來恐怖的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竟成革命政權之教條，殘害異己。今日分辨清楚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對推動健康的社會改革運動，不無助益。

從歷史說來，中國五四運動起初也受大量外來思潮啟發，當中既有無政府主義，也有馬克思主義。巴金早年也是無政府主義者，然而歷史風雲逆轉。成王敗寇，當初敢對革命專政路線提出批評的無政府主義者，不是退隱消失，便是歸附馬列政權之下。無政府主義不能成為左翼運動內的積極批評力量，是歷史的最大教訓。

二、從右翼觀點，無政府主義實和當前主導我們社會的自由主義，有姻親關係。當代新右派力陳大政府、大國家之毛病，實有一脈相承之處。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大師諾錫克(Nozick)，也得花九牛二虎之力，分辨他的惟自由論(libertarianism)與無政府主義之關係。新右派對政府權威的質疑和鞭撻，對權力、制度腐化的疑慮，對今天校園裏頭的否定權威和制度的無政府主義或個人主義風氣，實在若合符節。

就算是抱保守反動的右翼立場，也無必要對無政府主義過份疑慮，因為顧名思義，無政府主義就是否定一切權威和制度，不信任組織和代表性。這些人根本沒有造反的能力，也根本不會有效地去組織策反。你可以把他們看做尋求個人發洩，多於深謀遠慮，有承擔、有責任去危害社會安定。他們的直接行動抗議，也多半是個人的展示主義(exhibitionism)，遠多於社會運動。他們的存在和行為，可謂社會的安全活塞。

既然左右兩派都沒有理由排斥無政府主義者，那究竟何人對無政府主義者心惡痛絕呢？答案是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者，這些法西斯主義者實來源自左右兩大陣營。其為法西斯主義，實乃無分頇輊，都是以必要秩序為名，以控制權力為尚，力斥任何挑戰其權力者為無政府主義，反對一切權威秩序，喜好暴民政治。

查實，無政府主義流派中，只有少部分崇尚暴力。他們嚮往的無政府主義理想世界，也並非沒有秩序的世界，而是消除了「非必要權力」的世界。比起革命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往往是非暴力主義者，甚至是和平至上派。所以，無政府主義根本不是甚麼毒蛇猛獸，而是一種有悠久歷史的信仰和價值，對近世和平及反戰運動等有深遠影響。所以，問題不是如何去禁制無政府主義，反而應是正面、積極地探討、研究、實踐、試驗、借鑒、參考和面對無政府主義。

特別在大學校園，學生對無政府主義的真正嚮往是正面的事。就以中大為例，我想問那些指責抗議學生為無政府主義者的是，這些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們的「無政府主義」信念是那裏學來的？是不是中大有無政府主義課程提供？答案顯然不是。那中大校園還有真正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學生，證明中大學生還是思想活潑，有自發性、有批判能力的一群，不是主流的只顧讀書做官，為權勢者服務的一班人。學生具備這種創發性，其實十分難能可貴。中大應該為自己慶幸，校方應當作正常課外活動一樣，支助和鼓勵同學對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研究。

所以，一間以追求活潑校園生活，啟發學生思考和觸角為務的大學，並不應以有一班無政府主義學生為恥，而應引以為傲。怕只怕這些小伙子們的無政府主義其實只是膺品，學生哥們根本只是玩玩下，趕時尚，束書不觀，又沒有委身長遠社會運動的精神，沒有改革社會的全局觀，打了就跑。這些人做短期的反建制派，卻終有一天厭棄這些另類信仰，重投社會建制。又或者僅只維持無政府式的實踐為消遣，自我救贖。無政府主義變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另類消費玩意。

無政府主義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法西斯主義、權威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的消費主義。

科技大學沒有超支？

－大學異議精神的「花果飄零」
信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　

日前香港科技大學舉行了首屆「開放日」，以千計的市民首次參觀和目睹這個早以「勞斯萊斯」式的建築而馳名的校園面目，科大的知名度亦定會因這項活動而再打響不少。

不過，在眾多展示了那些光輝的學術成果的展覽及氣氛熱烈的各種表演和助慶活動之外，開放日派發的那份特刊，閱後郤令人感到不快。除了整體那種浮光掠影，不著邊際的泛泛之談及宣傳文字外，最令人不安的，是其中一篇無署名的文章，名「科大沒有超支」。雖然文不過三百多字，談的郤是大問題。它主要的論點是：「超支」「謠言」是因為人家把「超支」的定義搞錯了。立法局撥款十六億二千二百萬元是正式的數額，實際最後開支低於此數，所以沒有超支。「超支」只是政界和傳媒界「那些人士」混淆了最初的「草率估計」和正式撥款。待正式賬目公布後，「那些人士」應「作出更正」，「以正視聽」云云。

文雖短短數言，郤恰到好處。想當日在立法局及報章媒介齊聲指責的人，當如提壼灌頂，茅塞頓開。原來那只是一場可怕的「誤會」，甚至是不可饒恕的錯失，事情只是因為有人將基本的會計「定義」搞錯了而導致。然而，不幸地，人們所了解和認識的郤不是這一回事。

當然，科大建築工程最後結賬是否超過十六億還是未知之數，然而一直以來，引起議論紛紛的，郤絕非這項「打死狗講價」的「正式撥款有否花光了的問題，而是為什麼短期內造價火箭上升，可以全無監察、控制，公帑的開支，竟然全由少數人無須負責地暗地作出，社會人士感到這是由嚴重的行政失誤，以及民主監察的漏洞所導致。自始焦點都是政府和馬會等有關機構的決策，原則上和科大這個教育機構(除少數高層決策人士外)的運作無關。要問責的是那班官僚和權貴。

這篇鴻文沒有署名，只能推想是學生手筆，目的好像是要為科大挽回一點遭玷污的聲譽，可是這種運用「偷換概念」的詭辯法，至多只能「護短」，而且愈描愈黑。可嘆的是，在科大這個先天地不能讓人文及社會科學健全發展的學府裡，學生的社會意識竟只及「辯論學會」之類所提倡的那種水平。同學愛校情切本非罪過，揚長避短亦乃人之常情，然而詭辯砌辭，又是否增強學院聲譽的正途呢？

歸根結柢，有怎樣的社會，就有怎樣的大學。當西方現代社會普遍反思過去單方面強調科技萬能，使科技理性變成新的宰制，警覺到唯科技是尚的體制，只能產生「科技官僚」之際，大學以「科技」為名，本就有逆道而行，自抬身價之嫌。想亦只有在香港這塊缺少批判精神、異議意識淡薄的殖民地，才可以讓「唯科技論」橫行無阻，並且視民主、責任之類如無物。這是科大建築超支一類醜聞的社會背景，而將之放在整個過去由殖民地權貴和官僚所把持的香港社會去看，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退一步說，真正的「科技官僚」還有可取，因為他們尚且尊重客觀理性，在事實面前，不會狡辯。科大的科技水平未受考驗，但是，作為未來香港科技官僚的培訓場所，作為日後治港精英接班人的搖籃是無可懷疑的(這點不用搞「開放日」，社會人士也會明白)。對社會來說，最可怕的其實不是「科技官僚」，而是只成「官僚」，郤無「科技」。

官僚習氣不純是一個科技課題，而是一文化現象，文化的傳承和感染，剛好又賴於教育機構。有怎麼樣的大學，就有怎麼樣的大學生。大學既是社會體制一部分，本身也是一個官僚架構，固守建制立場，維護既得利益已是通例。惟是大學生應有獨立思考，保持異議的空間，如此才能抗衡官僚習氣。香港的大專學界，過去素有異議傳統，活躍的批評風氣，以致有參與校政，監察校政的提倡。然而這點精神，今日自來亦有燈滅之虞。

異議不等於凡事必反，而是要保持批判性的距離，如此才可免言論一律。學生不用照搬老師所教，老師不一定要認同大學校政，大學亦不必然要為官府說－否則的話，什麼「一家親」，什麼「大學與師生一體」，也只會成為空話，更甚的是被利用來為「子為父隱」一類所為提件歪理。
大學開放日從來都是賣面光的事情，學生要怎樣修補形象，由各式「公關男女」去做好了，學生的「本份」倒反是讓社會人士知道，在「勞斯萊斯」的大學校舍，過的是否是「勞斯萊斯」式的生活。納稅人的金錢，有多少是放在改善真正的學問追求者身上，以利學問的探尋，思考和人格的培養，還是只不過是金光玉砌，徒具虛名，或只求器物之勝。

「特刊」有另文談及一點，說科大「尚算是一所新的學府，若要談論它的文化傳統，無疑是言之過早……」，此話只說對不半，因為「科技主義」的文化其實早已先於科大存在，問題是科大在多大程度上全盤接受這西方現代社會的糟粕；而如果要另談所謂「大學精神」，根本的指標就在於大學是否只是「知識工廠」的別名，獨立思考的異議批判精神能有多少發展的空間，而決定這精神能否發展，其一個重要因素正就是學生自己。科大的學生與「公關」同調，只是異議精神衰敗的表象而已。

中大近日因為學生中間出現以粗口地下刊物及驚世駭俗的漫晝為形式的反叛文化(見《東周刊》)，尚能一時激起那一池濁水。但在香港整體的大學生「合模」趨勢下，恐怕亦會只是異議精神「花果飄零」下孤單的一瓣罷了。

本末倒置的大學年制爭議

信報
一九九四年十月三十日

大學校長們在北京預委會開會場外，公布意圖要在九七回歸之後翌年，開始恢復行四年制。此事不但引起輿論嘩然，港府驚訝，亦引起校園內外，議論紛紛。對好辯者，年制之優劣，自是上佳談論的題材，但對曾經熱切捲入中大有關的「保四」運動的上一代，校長們此一表態之舉，實只能令人啼笑皆非。

為大學即將回復四年制而感惶惑不安的，理應是當日力催要強迫中大四改三的香港教育建制人物。不過，雖然這班人不少已轉投中方陣營，但對這次轉制之議，至今大部分都噤若寒蟬。當年他們力陳的四年制浪費資源高調，亦不復多聞。究竟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他們明知大學年制的爭議，已不可避免地變成「反殖反英」的象徵之爭底下，還會否擇「善」固執，力陳「英制」的好處，抑或隨風轉軑，實在是香港政壇政治操持的一大考驗。

不過，雖然近日在「文化回歸」的大理路底下，不但有國內學位自動承認之議，有加強國民意識教育之議，四年制的政治靠山實力雄厚，行情看漲，但對於那些曾支持中大「反四改三」運動的人，也實在沒有多少值得高興的地方。因為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改制若果成事，也不是當年師生上下共同推動的勝利戰果，而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由官僚改制或政治施壓所帶來。況且，雖然四年制的回復，的確是英式殖民地文化教育霸權開始衰落的徵兆，然而這改制事實上是否針對著當前香港大專教育的根本問題而發，倒是十分可疑的事。

香港的大專教育，歷來都被指為弊病叢生，從學校的分等分級，學術水平低下，以至學生教師的治學風氣散漫，研究成果缺乏，都是一些久已如此的現象。過去，對大專弊病的診斷，幾乎無不推到殖民地政府身上。稍為再深入或激進一些的看法，或會再指出殖民主義背後的資本主義體制，及以功利掛帥的價值觀，但對殖民政府的責難，已近乎隨口說的地步，彷彿只要殖民政府大發善心，俯順民情，又或者有朝一日，政權變色，新的非殖政府就能撥亂反正，大專教育就有光明前景。

今天，政權易手果然出現，一切以前在殖民地下難以想像的事情，都有可能實現；大學年制是一樣，學界中政治忠誠的轉易又是一樣。不過，政權轉變容易，大學延長一年也沒有重大困難，難以改變的反是學院上下的學風。當年的「反四改三」運動，能夠至少在中大上下，達成團結一致，就是因為在中大有活躍、積極的學風。從師長到學生，以至校方高層，都有一股抗衡社會惡劣趨勢的持異議的勇流。但反觀今日學院內外，又有多少學生有追求理想主義的主動，有多少師長堅持完人教育的原則，警覺和批判金錢和權力對學術的支配。

不要忘記，中大的「反四改三」運動，雖然在七十年代曾有短暫的勝利，使政府一再推遲計劃，但中大以至其他受資助大專，其統一於三年制底下，卻是在八十年代校園內外都泛不起半點波瀾的情況下，在所有這些院校的校方，都與政府充分合作底下完成的。這可不是殖民政府用什麼強行立法來迫令改制。當時，「明白」四年制才是較優學制的「學術良知」，又有多少個曾提出異議呢？

如果說在殖民主義的年代，政權控制文化、學術和教育的發展空間，學校若不俯從的話，根本別無討價還價的能力，那今天我們應問的是，究竟九七回歸之後，這種仰賴政權來保證學校和學術機構生存，並規範其制度的「殖民主義」境況，究竟有沒有改變。今日要求「三改四」的做法，是削弱了殖民主義底下的學術依附性，還是強化了這種學術的依附性？

七十年代的「反四改三」運動，無疑是香港反殖民主義的文化抗爭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原因是「反四改三」的重點雖在維護年制，但整個精神是爭取廣泛的教育自主權，把教育從官商壟斷的體制解放出來，為社會求取更大一點的人性空間，思想空間。「反四改三」運動，雖然目標是向殖民政府施壓，向社會闡述學人的異見，但真正持久地開拓了的，是大學校園的敢言、批評、組織自助、追求理想的自由學風及學運傳統。曾經熱切投入這些運動的同學無不理解到，無論建制內的年制怎樣，真正令完人教育的理想達成的地方，始終不在課堂上，而是在學生會、報社、屬會、宿舍……這些地方，裡面進行的是種種以政治參與，文化爭辯所組成的「非形式教育」。

要維護和培養這些條件，絕不是UPGC計劃可以算出來的，因為那絕非人力統籌科能了解的「投入──產出」表可以計算。更重要的是，學生能啟發這種理想主義追求的自發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師長輩以身作則，以「身教」不只是「言教」。師長的言行操守，忠誠執爻，能夠教化出學生善用時間，珍惜青春的積極態度，而這才是任何完人教育能夠實現的基礎。但今日，香港政治環境急劇變化下，看來早被殖民主義整治妥點的大專學界，並無多少樹立剛正學人情操的氣候。相反，朝三暮四的治校哲學，朝秦暮楚的政治作風充斥校園。為師之道尚且如此，治校之道尚且這樣，我們又怎能怪學生的道德水平、學養素質下降呢？四年制能回答這些問題嗎？